·中国应淡化“民族”的政治色彩

观察者网：那么就如何推动民族融合，您有什么建议吗？

吴启讷：在民族政策方面，我们应该从大的方向去考虑。其实我自己平常不用“民族”这个词，因为我觉得“56个民族”这种描述给中国的族群现象加了政治色彩。

自1949年以来，国内在定义少数民族时，赋予了每一个民族特殊的政治权益，再在政治权益的基础上建构那些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其实大部分少数民族原本都没有写过自家的民族历史，这些工作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帮助他们完成的。完成之后，把原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重要的族群文化界限本质化、清晰化了。界限的明确，使得少数族群逐渐形成或强化了民族意识，而这种民族意识跟西欧式的民族国家意识相一致，部分人逐渐把政治诉求上升到跟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相冲突的一个状态。

这状态在中国人民的解放过程当中或许是一个必要因素，因为那时要解决的是过去几千年来处于优势地位的汉人文化对少数族群的压制；但过渡阶段过去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我想马戎先生的建议非常重要，就是应该强调族群身份的文化性，减弱其中的政治性。

说直接点，族群文化差异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少数族群的文化可以也应该获得国家的大力保护和支持，但不管汉人还是少数族群，他们的政治身份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民族一员，在此之外，不应该存在第二个平行的政治身份，这是减少国族分裂风险的必要思考方向。

观察者网：在实际操作中，要怎么把政治性和文化性剥离开来？

吴启讷：我觉得第一步可以从文化氛围入手。我们现在的一些文化出了问题，比如讲一个人的身份，一定要讲他的姓名和民族，这点甚至会追溯到古人那里去。我看到有一本《曹操传》，在介绍曹操时，开宗明义就写“曹操，汉族”，这就有点过分了——不仅古代并不存在汉族这个概念，现实生活中个人身份的确立也并不需要提到他的民族。

我举个例子。东南亚国家非常重视宗教，他们在身份证上一定要标识自己信仰的宗教。当地很多华人有时候并不确定怎么标识，只好在身份证上填写儒教或孔教（Confucianism）。其实是否标明自己的宗教性，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同理，在中国的传统里，人的族群差异并不受重视，大家更重视你在文化上是不是“文明化”了——这一表述可能带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偏见，重点在于阐述组成中国人的标志是文化，而不是语言等差异；中国各地的语言、方言多的不得了，但只要你接受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你就是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至少在身份证上不需要标明民族信息。

当然，对于少数族群的一些优待也没必要取消。比如这些少数族群一般聚居在偏远地区，在经济方面处于弱势，需要国家的扶持，汉人对此也应怀有同情性的理解。至于大众比较关心的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否该延续？我觉得这就要视情况而定了。

如果他的母语不是汉语，且在偏远地区受教育，那他将面临一些汉人们没有面临过的困难，给他加分是应有之义；反过来，如果他在城镇地区受教育，且母语就是汉语，我认为如果继续让他享受加分优待，就是对完全同等条件下的汉人考生的不公平。相比在发达地区受教育的少数民族，那些生活在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四川、云南、贵州等偏远地区的汉人，他们的教育条件也不好，他们在考试时是不是应该获得加分优待？

我知道在云南一些村子里居住着若干民族的成员，有些少数民族可以凭借政策获得优惠，而他的老邻居，祖上也在此居住了两三百年的老邻居，却没办法得到优待。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么一个身份上，每个公民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国家再根据公民具体面临的处境差异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而不是用所谓的民族来划线。

·中国在反击西方舆论攻击时要有文化自信

观察者网：回到当下，就目前整个国际舆论氛围来看，中国的反击看上去有点被动。关于后续如何更好地回击，您有没有想法？

吴启讷：我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不论是从传统角度还是革命角度来看，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关于少数族群的文化政策，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对外展示这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宽容，而宽容传统在西方那种用人群、血缘来划分界限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中国这一种宽容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未来世界也要朝这一方向前进。

其次，中国在革命的过程中吸收了苏联的民族平等政策。西方讲究所谓的自由——不一定是真的自由——而苏联讲究平等，包括阶级平等、族群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苏联的这一政策后来被中国共产党借鉴到中国的民族政策里，并获得了非常真诚的推广实施。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少数族群才有机会走到普通人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舞台上，现在大家还追维吾尔族的明星，其中完全没有种族偏见。

所以，中国完全不需要为自己的民族政策感到心虚或内疚。放眼全世界，中国完全可以最自信。即使在自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它们在种族关系、族群权益方面的记录非常糟糕，但它们脸皮厚，技巧娴熟，可以轻松地把自己打扮成种族平等、多元文化的保护者。

当然，在展现形式上，中国应该去掉过去那种口号式的宣传方式，争取多元化呈现，比如塑造比较吸引人的艺术形象。中国有必要了解，如何在呈现时让别人能够听懂并接受，这就涉及话语权软实力的一面。

观察者网：说到西方在少数族群权益上的历史记录，记得单就针对穆斯林群体，它们就曾出台一些管治措施。比如，法国、瑞士推出过“面纱禁令”“头巾禁令”；9·11之后，美国国内社会掀起过反穆斯林浪潮，前总统特朗普还推出过“禁穆令”。您怎么看待它们这些双标表现？

吴启讷：西方的双重标准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讲，一是历史层面，二是有形设施层面，三是宗教宽容层面。

从历史层面来看，基本上欧洲国家能够有明确记忆的历史就是反伊斯兰的历史，十字军东征就是它们跟伊斯兰世界的战争。因此它们整个社会充满了反伊斯兰的氛围和基础，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对伊斯兰教的敌视、侮辱是随处可见的。在法国发生的多起血腥冲突，都跟对伊斯兰的仇视以及伊斯兰的反弹有关。

从有形设施的角度来看，现在欧美的穆斯林人口在大幅增加，但我们看当地的宗教设施清真寺及伊斯兰教育场所，数量、比例远远少于中国大陆的相关配置，可以说是少到可怜。如果我们用中国大陆的标准去要求它们，完全可以指责它们是宗教迫害。

再比如饮食，我们在中国大陆随处可以看到清真餐厅，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同胞跟信仰伊斯兰教的同胞出去吃饭时，一般会去清真餐厅以表示对后者宗教信仰的尊重。这是中国的传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西方，就不一样了。在美国，我很多次只能带穆斯林朋友去犹太人开设的餐厅，因为犹太餐厅跟清真餐厅相对接近，他们找不到清真餐厅，非常困窘。

其实在台湾也一样，台湾网民对中国大陆民族政策的指责非常多，但全台湾只有4座清真寺，这跟台湾27万穆斯林比起来，比例小得非常可怜；如果按照中国大陆的标准，台湾应该增建400多座清真寺。我在新疆、宁夏的朋友来台湾时，他们有的人会吃20多天的吐司面包，因为没有清真餐厅，不敢到别处吃东西。所以我不知道台湾网民在指责大陆的民族政策时，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为何还会如此理直气壮？

再就是精神层面来看，中国社会普遍尊重伊斯兰文明，而我们在西方世界里看到的基本都是鄙夷贬斥，把它视作邪恶势力，这一情况不仅在传统文化气氛里存在，现在在学术领域也能看到他们对伊斯兰的鄙视。

当然，现在西方社会里也有所谓的“白左”主张对伊斯兰、穆斯林保持宽容态度，但他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把握，因为他们内心还是包含了对伊斯兰、穆斯林的轻视，他们觉得伊斯兰文明里提倡的那些价值不是他们所推崇的普世价值。他们在讨论伊斯兰价值的时候，讲的还是如何拯救穆斯林妇女。这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认为自己的价值比较高级，“同情”穆斯林妇女，但完全不知道应该尊重别人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看伊斯兰国家，哪一个不忌惮美国？即使是跟美国政治关系很好的沙特阿拉伯，那里的普通民众也都能看出美国对他们的轻视甚至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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