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欧西则自希腊以来，即研究他们所谓的形而上学，一天到晚，只在那里高谈宇宙原理，凭空冥索，终少归宿到人生这一点。苏格拉底号称西方的孔子，很想从人生这一方面做工夫，但所得也十分幼稚。他的弟子柏拉图，更不晓得循着这条路去发挥，至全弃其师传，而复研究其所谓天之道。亚里士多德出，于是又反趋于科学。后人有谓道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话，其实他也不过仅于科学方面有所创发，离人生毕竟还远得很。迨后斯端一派，大概可与中国的墨子相当，对于儒家，仍是望尘莫及。一到中世纪，欧洲全部统成了宗教化。残酷的罗马与日耳曼人，悉受了宗教的感化，而渐进于迷信。宗教方面，本来主情意的居多，但是纯以客观的上帝来解决人生，终竟离题尚远。后来再一个大反动，便是‘文艺复兴’，遂一变主情、主意之宗教，而代以理智。近代康德之讲范畴、范围，更过于严谨，好像我们的临‘九宫格’一般。所以他们这些，都可说是没有走到人生的大道上去。直到詹姆士、柏格森、倭铿等出，才感觉到非改走别的路不可，很努力地从体验人生上做去，也算是把从前机械的唯物的人生观，拨开几重云雾。但是真果拿来与我们儒家相比，我可以说仍然幼稚。

总而言之，西方人讲他的形而上学，我们承认有他独到之处。换一方面，讲客观的科学，也非我们所能及。不过最奇怪的，是他们讲人生也用这种方法，结果真弄到个莫明其妙。譬如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讲人，绝不想到是从人生的本体来自证，却高谈玄妙，把冥冥莫测的上帝来对喻。再如用科学的方法讲，尤为妙极。试问人生是什么?是否可以某部当几何之一角、三角之一边?是否可以用化学的公式来化分、化合，或是用几种原质来造成?再如达尔文之用生物进化说来讲人生，征考详博，科学亦莫能摇动，总算是壁垒坚固；但是果真要问他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安在?人既自猿进化而来，为什么人自人而猿终为猿?恐怕他也不能给我们以很有理由的解答。

总之，西人所用的几种方法，仅能够用之以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欧洲人却始终未彻悟到这一点，只盲目地往前做，结果造成了今日的烦闷，彷徨莫知所措。盖中世纪时，人心还能依赖着宗教过活；及乎今日，科学昌明，赖以醉麻人生的宗教，完全失去了根据。人类本从下等动物蜕化而来，哪里有什么上帝创造？宇宙一切现象，不过是物质和他的运动，还有什么灵魂?来世的天堂，既不可凭，眼前的利害，复日相肉迫。怀疑失望，都由之而起，真正是他们所谓的世纪末了。

以上我等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我们不应当导他们于我们祖宗这一条路上去吗？”[23]

梁启超涉足的领域极为广泛，晚年任清华大学国学导师，关于治学、关于人生，留下极多的论述，其中很多至今读来仍如黄钟大吕，震人心魄。这一部分巨大且宝贵的精神遗产，若也因其反对革命的政治立场而被后人忽略，弃之不读，则无异于将孩子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被倒掉的孩子，包括那些深刻的政治哲学思考，放在今天，仍散发着夺目的光辉。近些年，国内一直有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之划分，双方纠缠不休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关于“自由”，论战中人各执一词，各持一解，生出无数种关于“自由”的说法。

还是那句话，历史非自今日始。读一读梁启超和严复等人当年关于“自由”之含义的讨论，虽然还不至于完全颠覆当下的论战，至少可以撇去大多数毫无意义的“言论泡沫”，让争论多少恢复一点清明透彻。

Liberty一词之汉译，最早见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作品中，在马礼逊1822的《字典》中，译为“自主之理”。在麦都思1847的《英汉字典》中，被译为“自主，自主之权，任意擅专，自由得意”。但意味深长的是，这个概念在进入中国后，似乎很快就被滥用和误用了。严复就此说道，Liberty一词“始不过谓自主而无罣碍者，今乃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一及其名，恶意坌集，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24]为了正本清源，返还本义，严复一度试图改变译法，用“自繇（音同由）”代替“自由”，他解释道：“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文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25]

“自繇”当然没能流行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象，“自由”一词难以避免地被滥用，以至成了放肆、淫佚、不法、无礼等恶行的代称，这在今日华人社会，不是仍然如此吗？这也可解读为，对Liberty滥用和误用的现象，近两百年来始终未绝，且浩浩荡荡，蔚然成风，直到今日仍在祸害中国社会！

1900年，梁启超在写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又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

“至‘自由’二字，字面上似稍有语病，弟子欲易之以‘自主’，然自主又有自主之义，又欲易之以‘自治’。‘自治’二字，似颇善矣。自治含有二义：一者不受治于他人之义，二者真能治自己之义。既真能治自己，而何有侵人自由之事乎？而何有法国托名肆虐之事乎？故有自治似颇善矣。而所谓不受治于他人者，非谓不受治于法律也。英人常自夸谓全国皆治人者，全国皆治于人者，盖公定法律而公守之，即自定法律而自守之也，实则仍受治于己而已。盖法律者，所以保护各人之自由，而不使互侵也。此自由之极则，即法律之精意也。抑以法国革命而谤自由，尤有不可者。盖‘自由’二字，非法国之土产也。英之弥儿，德之康得，皆近世大儒，全球所仰，其言自由，真可谓博深切明矣。”[26]

Liberty不能只强调“由”的方面，一定要强调“治”的方面，这一思想梁启超阐述过多次。在19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

“制裁云者，自由之对待也。有制裁之主体，则必有服从之客体。既曰服从，尚得为有自由乎？顾吾尝观万国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权之民族，恒即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

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制裁者，制此界也；服从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国民，其常要服从之点有三：一曰服从公理，二曰服从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从多数之决议。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蛮人亦最自由，自由等也，而文野之别，全在其有制裁力与否。无制裁之自由，群之贼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宝也。童子未及年，不许享有自由权者，为其不能自治也，无制裁也。

国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权，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从法律之义务亦常愈严整，几于见有制裁不见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无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无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一，是乃所谓真自由也。不然者，妄窃一二口头禅语，暴戾恣睢，不服公律，不顾公益，而漫然号于众曰：‘吾自由也。’则自由之祸，将烈于洪水猛兽矣。”[27]

没有“治”的自由是野蛮人的自由，是烈于洪水猛兽的灾祸；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权，不可不先组织巩固之自治制……；这些思想，直至今日，也还是警世之语，并未成为普遍接受的公理。这一事实，一方面说明为什么康、梁的很多思想今天仍有价值，另一方面也说明，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乃至全球华人社会，对于很多源自西学的政治哲学问题，大都懵懵懂懂，晦暗不明。（详见第二章）

四、康梁思想之于今天是延续传统、复兴国学的重要桥梁

在2014年9月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到会致辞并发表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他说：“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作为执政党最高领导人，习的这番讲话，代表了当今这个基本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对于“前现代”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态度。显然，这个态度是积极的、包容的、尊敬的，而不是抛弃的、拒斥的、否定的。

而由于前现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最大、最深的鸿沟其实就是科学和技术，这种积极、包容和尊敬的态度，也就等于是跨越了科学和技术的边界，为前科学的、非科学的思想留出了适当的位置，而且是一个面向“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前沿的、突出的位置。

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将包括所有既往的文明成果，不能单凭科学标准进行切割。即便今天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也不会完全抛弃前科学时代的传统政治哲学；即便今天建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也不轻易否定前科学时代的传统宇宙思想；因为后者当中很可能蕴藏着真正伟大的真理和重要的启示。

如果协调到这个立场上，那么今天的人们与康、梁就非常接近了。康有为上书清帝力促变法，也是援引古贤，重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易》曰：‘穷则变，变则通。’董仲舒曰：‘为政不调，甚可更张，乃可谓理。’”[28]“《大学》称日新又新，其命维新；伊尹称用新去陈，病乃不存。”[29]

而梁启超为中国的光明前途鼓与呼，同样是借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经典信念。

所以，康、梁二人的思想，正可以作为一个便捷的桥梁，将今天与传统接续起来。或者视为两座最近的高山，登其峰顶，可以一览中华传统学术的万里河山。（详见第一章）

人们谈论“中国话语”，将其作为一个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概念，作为一个隐含着“非西方”、“非美式”、“非霸权”、“非自由民主”、“非资本主义”等多个重大含义的概念。那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找回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的独特价值，充分阐明“中国话语”中的“中国”究竟为何物。沿着这个方向探求，登上康、梁这两座高山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今日中国已崛起为世界大国，而且正在对五百年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形成冲击。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不再只是中国自己的古董收藏，正迫切需要某种在世界历史框架内全新的、有力的、明确的解释。登高望远，重读康梁，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基于以上四个方面的考虑，借此次出版“中国话语”丛书之机，将“康梁思想与中国话语”这一主题单独成册，以飨读者。

最后说明一下，本人并非思想史专业学者，完整解读康、梁思想和论述，力有不逮；加之丛书出版的时限要求，不太可能展开深入的研究。因此，此书主要的部分，近似于语录汇编，以康、梁二人著作中的原话为主，简单加一些说明。康、梁二人都是思想大家，他们的语言自有其难以遮掩的思想光辉闪耀其中，吾辈的工作最多不过是拭去浮尘，归回原位。这一点举手之劳，如能对当下致力于中国话语建设的同侪们多少有所助力，对先辈思想大家的精神遗产有所传递，也算不枉此番心血。

[注释]

[1]《康有为全集》第十一集

[2]梁启超《中国之社会主义》http://www.millionbook.com/mj/l/liangqichao/000/081.htm

[3]转引自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4]转引自章继光《梁漱溟与梁启超的师生情谊》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jindai/20140825111935.html

[5]同上

[6]朱维铮《清代学术概论导读》

[7]同上

[8]转引自章继光《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25118106_all.html

[9]转引自毛胜《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尊崇效仿到批判扬弃》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1/15256728.html

[10]转引自章继光《梁启超对早年毛泽东的影响》http://www.21ccom.net/articles/history/xiandai/20141225118106_all.html

[11]《毛泽东年谱》1893-1949

[12]转引自毛胜《毛泽东读谈梁启超：从尊崇效仿到批判扬弃》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41/15256728.html

[13]同上

[14]http://www.my285.com/xdmj/lqc/086.htm

[15]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月-7月

[16]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5月2日

[17]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1898年1月29日

[18]康有为《上清帝第七书》1898年3月12日

[19]转引自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

[20]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1895年6月30日

[21]康有为《开封演讲辞》1923年4月

[22]同上

[23]梁启超1923年1月9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所作演讲

[24]转引自沈国威《严译与新国语的呼唤》http://www.doc88.com/p-600927376977.html

[25]同上

[26]梁启超《致康有为书》，1900年4月29日

[27]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1901年6月16日、7月6日

[28]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1895年

[29]康有为《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18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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