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十几年，毛泽东已成共产党和红军的最高首领，康、梁在他眼里自然又有所不同。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致信张闻天：“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12]

然而即使如此，一方面由于康、梁思想具有无所不包的体系性，另一方面又是后世几代人最早的启蒙者，其深刻的影响在毛泽东那里仍是挥之不去的。在1958年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举例说明古今中外新思想、新学问的创造，他说：孔子、耶稣、释迦牟尼、孙中山、马克思、章太炎、康有为等人在开创新思想时都是青年人，但抓住了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他还特别提到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这时的毛泽东，还能将康、梁与孔子、耶稣、佛祖、马克思等人相提并论，可见二人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在时隔一月的另一次谈话中，毛又盛赞梁氏“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其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13]

除了公开的表达，甚至还可以从毛泽东一系列言论和行为中发现一些隐秘的对话，也就是与康、梁等人的思想对话，与孙中山等人的行动对话。“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等为人熟知的毛式话语，都明显带有“对话”的痕迹。不难理解，当他自认为已经摆脱了康、梁“星系”、自认为开创了新的、甚至更大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之后，他会有强烈的内在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验证这是真切的。这一点，是否构成了他日后几十年里执意要“继续革命”、“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心理冲动之一部分呢？

当然，康、梁思想对毛泽东思想之产生和形成的影响，只是整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康、梁思想到底如何引发、又在何种程度上左右了日后的中国革命，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其实，康、梁二人自己的一系列言论，也都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梁启超

首先一点是梁启超对于革命之起源的理论自觉。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梁启超亲眼目睹革命所带来的惊人的破坏力，开始产生了对于革命的矛盾甚至恐惧心理。他在1912年10月22日的《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一文中写道：

“吾侪前此所忧革命后种种险象，其不幸而言中者十而八九，事实章章，在人耳目……

……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14]

文中所言“破坏之学说”，即是梁启超自十几年前“戊戌政变”失败后开始大力提倡的所谓“破坏主义”。在1901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这样写道：

“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之破坏终不可免，且愈剧而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救，无宁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有为。自然之破坏者，即以病致死之喻也；人为之破坏者，即以药攻病之喻也。故破坏主义之在今日，实万无可避者也。《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廖’。西谚曰：‘文明者非徒购之以价值而已，又购之以苦痛。’破坏主义者，实冲破文明进步之阻力，扫荡魑魅罔两之巢穴，而救国救种之下手第一著也。处今日而犹惮言破坏者，是毕竟保守之心盛，欲布新而不欲除旧，未见其能济者也。”[15]

这样的激进言论，康有为当然是坚决反对的。然而，其中的核心思想——非下猛药不能去重病——却来自于他本人：

“夫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咽塞致死……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百度更新，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角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16]

这些正是数年之前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即著名的“公车上书”中的言论，在1895年那时也算是惊天动地之语，而其时的梁启超，也正处在与老师康有为思想和主张最为一致的时期。

康有为向清帝进言：如果不痛下重手，施以猛药，亡国的前景就在眼前：

“臣闻方今大地守旧之国，未有不分割危亡者也。有次第胁割其土地人民而亡之者，波兰是也；有尽取其利权一举而亡之者，缅甸是也；有尽亡其土地人民而存其虚号者，安南是地；有收其利权而后亡之者，印度是也；有据其利权而徐分割而亡之者，土耳其、埃及是也。我今无士、无兵、无饷、无船、无械，虽名为国，而土地、铁路、轮船、商务、银行、惟敌之命，听客取求，虽无亡之形，而有亡之实矣。后此之变，臣不忍言。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然则守旧开新之效，已断可睹矣。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诚审知其病之根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17]

甚至就算下了决心服用猛药，也不一定能找到好的药方，因为旧药方已经完全不能用了：

“窃顷强邻四迫，国势危蹙，皇上忧劳社稷，亟筹自强，量势审时，必有取法。将笃守祖宗之法度耶？则大地忽通，数十强国环迫，皆祖宗所未遇，必不能执旧方以医变症也。将近采汉、唐、宋、明之法度耶？则接邻诸国文学极盛，迥非匈奴、突厥、契丹犷野之风，又汉、唐、宋、明所未有也。将上法唐、虞、三代之治，道德纯备矣，而时势少异，或虑有一二迂阔而远于事情者。”[18]

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和救国方案众所周知，即师法俄日两国，保持强大的君权，完成自上而下的变法，绝不可实行自下而上的革命。然而，为了推行其保守和改良的变法方案，他所采取的那种论证方式，在当时的形势下，既刺激了朝廷的变法之决心，同时也点燃了民间的革命之火种。这一点，恐怕连他自己也未充分意识到。

梁启超之倡言“破坏主义”，孙中山之鼓吹民主革命，直至毛泽东之发动共产革命，追根溯源，最初的那一道霹雳之火，正是来自康有为。梁启超曾将康有为早期的《新学伪经考》比作飓风，日后的《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比作火山和地震，并不夸张。

当时攻击康、梁最多的政敌、湘绅叶德辉曾说：“人之攻康、梁者大都攻其民权、平等、改制耳，鄙人以为康、梁之谬尤在于合种、通教诸说。梁所著《孟子界说》有进种改良之语，《春秋界说》九论世界之迁变，隐援耶稣《创世纪》之词，反复推衍。此等异端邪说实有害于风俗人心，苟非博观彼教新旧之书几不知康、梁用心之所在。”[19]

虽然康、梁二人的学术火山未能引发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政治地震，在这一点上，他们可以说是失败的。但他们的失败与日后革命党的成功之间的关系，却又是非常直接的。梁启超1899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成败》的随感，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

“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而其结果之迟速远近，则因其内力与外境而生种种差别。浅见之徒，偶然未见其结果，因谓之为败云尔，不知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