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人们谈论“中国话语”，将其作为一个与“西方话语”相对的概念，作为一个隐含着“非西方”、“非美式”、“非霸权”、“非自由民主”、“非资本主义”等多个重大含义的概念。那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找回中国传统思想和学术的独特价值，充分阐明“中国话语”中的“中国”究竟为何物。沿着这个方向探求，登上康、梁这两座高山上，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中国话语丛书”之《康梁思想与中国话语》一册即将出版。全书包括前言、康梁论中华文明、康梁论西方文明、康梁论国家与政体、康梁与中国革命5个部分，约6万多字。此文为前言部分，1万6千多字，现授权观察者网提前单独发表，以飨读者。】

康有为

梁启超在其1921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中这样写道：“‘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从1921年至今一路细察下来，今天的学者恐怕无人再持同样观点。百年之后回头看，在“清代思潮”与今日中国各种思潮之间，能够发现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百年之后“绝相类”的那种直接的联系和影响吗？

如果类似的运动的确没有发生，这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世界历史因之而改变，但其影响至今，马基雅维利影响至今，莎士比亚影响至今，还不用说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也不用说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更不用说哥伦布、麦哲伦……

再看中国，清代思潮诸多代表人物的影响今何在？朱舜水在日本触发了影响极为深远的“水户学”，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的明治维新；可顾炎武在现代中国的思想脉络是否可察？谁又是黄宗羲和王夫之的学术传人？

今天人们谈论“中国话语”，能否寻到相当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那个近代早期的起源？

当然，中国近现代历史选择了特殊的演进路径，不能直接类比。但需要承认，清代二百多年也的确是一个大师云集、群星璀璨的时代，虽然那些早期星座的光芒已模糊难见，但离今天最近的几颗思想巨星则不容忽视，也无法忽视。

之所以无法忽视，是因为他们当中那些最重要的人物，不仅在亮度上光芒万丈，而且还属于群星中极少数的“恒星”。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其有生之年持久地释放出强大的思想之光，而且像“恒星”一样自成一个体系、自创一个局面；不仅当时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而且在身后仍然强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

一、康梁是自成体系、独创新局的大思想家

生逢清末民初这个时代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无论从哪方面讲，都算得上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两颗“恒星”，由他们所开创出的新的思想局面，不仅在当时无出其右，即使到今天，也鲜有人能够与之相比。

康有为生于1858年3月19日，卒于1927年3月31日；梁启超生于1873年2月23日，卒于1929年1月19日；康有为光绪廿一年（1895年）进士，梁启超光绪十年（1884）秀才，十五年（1889）举人。二人都是完整国学传统中的学人，但又令人惊讶地海量地吸收了西学资源，可算是最后一批置身于国学传统中、站立在国学高峰上来吸纳西学的学人。上海古籍出版社为其“蓬莱阁丛书”写的出版说明中写道：“中国传统学术，经历清后期的低迷徘徊之后，从清末民初起，涌现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以渊深的国学根底，融通中西，不仅擘化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更开创了一种圆融通博且富于个性特征的治学门径与学术风范……”。诚哉斯言。

康有为以孔子的公羊三世说审视世界大势，信念始终不变，不仅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建构起一套颇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到一战结束之后的民国时期，仍不懈地宣扬其早年成型的大同理想。他在1920年春的《致徐世昌电》中写道：

“《春秋》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无夷狄，天下内外，大小为一。内其国者焉，专言国家学者。必专言治国，则以己国为亲，而视异国为雠，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制异国之人民……若私其国者，杀敌愈惨，立功愈高。拿破仑好战，而死欧民五百万；今德皇威廉好战，而死伤天下之人以千万计，皆由内其国而自私之故。故孟子曰：善战者，为民贼也。专言治国者其害如此。若夫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则有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矣。而犹有外夷狄者，亦以野蛮小国教化未至，政治未具，则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欧美人互想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惟今美总统威尔逊对国际联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今天下国家，无小无大，平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矣。”[1]

如此坚定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在他们这代人之后就很少了。

梁启超也是一样，针对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社会主义”学说，梁写道：

“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檼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之者也。’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此等言论，颇耸听闻。虽然，吾中国固夙有之。王莽始建国元年下令曰：‘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淩，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十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故富者犬马余菽粟，骄而为邪；贫者不厌糟糠，穷而为奸。’所谓分田劫假者，注云：‘分田，谓贫者无田，取富人之田耕种，共分其所收；假者，如贫人赁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夺其税，欺淩之也。’此即以田主、资本家为劫盗之义也。又宋苏洵曰：‘自井田废，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资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安坐四顾，指麾于其间，而役属之民，夏耨秋获，无有一人违其节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强，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穷饿而无告。’此等言论，与千百六十六年万国劳力党同盟之宣言书，何其口吻之逼肖耶？

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近人多能言之矣，此不缕缕。”[2]

如此这般的论述方式，与后世所有受西式教育的学人完全不同。前者是以国学为本，西学为用，国学为内，西学为外；后者则是以西学为本，也以西学为用，而国学则在西学的学科体系之内蜕化成了一门被从外向内重新审视的专门学科，丧失了本体学说的地位，没有了“四通六辟，本末精粗，无乎不在”的高度，最终流为了中国学人知识结构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甚至就是表面装饰。

西学全面取代国学，正在清末民初的学术丕变时期，从这个角度看，康、梁二人正是最后的两个以国学为本的大思想家。

二人的学术地位，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做了自我评价。他将整个两百多年清代学术史分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和衰落期四期，认为“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而“对于‘今文学派’为猛烈的宣传运动者，则新会梁启超也。”

将二人并称“康梁”，大约始于戊戌政变期间，一方面源于政敌的攻击文章，一方面源于朝廷的通缉上谕。但如果仅就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考察，两人还是分属于两颗不同的“恒星”，而不是一颗。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弟子，这个事实无法改变。梁曾向鼓动他改弦易辙的汪康年表明：“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前者变法之议，未能征引，已极不安。日为掠美之事，弟其何以为人？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