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企业，这个谈判过程是不存在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企业的谈判请求，基本不予回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被制裁之后该怎么办呢？它必须要想方设法地让美国政府回到谈判桌上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办法是来打一场诉讼，在诉讼这个场域下，政府是必须要回应的。这样一来双方也变换了交战的场地，有了一个更好的博弈平台。这是一个基本策略。

观察者网：还是以晋华为例，美光对晋华的窃取商业秘密指控是否站得住脚？背后是否存在一些政治性目的，是把中国整个国家作为打压目标？

魏德：政治层面，我没法评论。但福建晋华的案子，也能够彰显出一个趋势：在面对跨境知识产权纠纷的时候，企业不能够孤立地把它作为一个知识产权问题来看待，而应该考虑这样的纠纷是否会引发一系列可能的市场方面的风险和法律方面的风险，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或者是反垄断，甚至国家安全。所以中国企业一定要有前瞻性的预估，需要一个综合性、全方位的应对策略。

观察者网：哪些类型的中国企业更容易遭到美国的制裁？

魏德：现在，每一个公司都应该去分析一下自己潜在的风险。第一个方面，应该分析一下自己潜在的被制裁风险有多大。风险可能会来自你所属的行业，比如高科技行业，这是美国比较关注的重点。某一些地区可能风险也会大一些，比如美国会格外关注新疆地区的问题。另外就是某些类型的客户，比如说是不是向军队供货，跟军方有关联关系，跟美国传统上的制裁对象有贸易，这些都是可能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针对每一种不同的理由，美国政府采取的制裁或者管制手段是不同的。公司还应该考虑，在自己所处的高风险行业，美国政府一般会采取的制裁手段是什么。

第三个方面，一旦遭到制裁，自己受到的威胁有多大。刚才也说到，有一些企业，它跟美国可能来往相对少，它依赖美国出口产品的程度相对少。美国把它放进实体清单，可能对它影响并不大。如果你对美国的依赖性比较大，这个风险就相对更大。

观察者网：那么高风险企业有什么比较好的防范措施？

魏德：首先，如果你自己的风险点是无法控制、无法避免的，那么就应该对自己所承受的风险有所准备。你要对整个公司内部的流程运作，上下游的供应链，支付款的走向都通盘考虑，怎样进行一些重组，将美国制裁的影响降到最低。

第二，除了预防之外，你也应该提前准备一套遭到制裁后的应对性措施。不能等到这把悬着的剑掉在你头上了，你才开始应对。你需要提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或者相对激进的做法，而不是遵循老一套的规矩，去寻求和美国政府谈判。现在直接去谈判，只能是浪费大量的时间，取不到什么收益。

如果打一个军事上的比方，你的应对不能够只是正面出击，而是要迂回包抄。就像刚才讨论的诉讼战略，不攻击决定本身，而是去攻击对方做出决定的基本依据，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

要做到这些，需要对美国政府的工作方式有想当的了解，了解不同政府机关的协同机制，以及它的弱点，找到合适的侧翼来进行攻击。

观察者网：美国大选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拜登获胜，对中国的态度会相对温和吗？中国企业越来越多遭遇贸易制裁的长期趋势，是否仍然不会改变？

魏德：政治上的事情很难预测，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特朗普政府过去几年的对华政策，是他少有的得到国会两党共同支持的政策。这就意味着，不管是谁当选，对中国的执法政策，在大选后很有可能还会延续下去。也许在具体的执法细节上会有一些变化，但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有人提出跟特朗普政府截然相反的中国政策。

观察者网：我们看到，现在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手段，来制裁美国企业。在晋华的案子里，晋华还向中国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禁止美光相关产品在中国的销售。目前中国在很多领域对美国产品还是比较依赖的，实行对等反击是否明智？

魏德：确实，仿佛镜像反应一样，美国采取的很多做法，在中国也逐渐地发展起来，包括不可靠实体清单，包括出口管制法的实施，显然都是跟美国相似的。

任何制裁也好，出口管制的也好，肯定都是双刃剑，会对制裁方也有损害。对美国来讲也是如此，每次把任何一个外国企业纳入到实体清单，都会在本国产生不利的效果，都会让美国供货商承担损失。

所以说，每一次的制裁决定都是一个计算，要权衡这一政策在海外达成的效果，以及在国内造成的损失。我们自然也无法替中国政府计算，猜测政府是如何计算这些损失的，但相信政府一定考虑到了相应的后果。最好的情况，当然还是大家找到一个建设性的解决办法，使得双方能够互相合作、避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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