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香港1名男子被2名外籍人士杀害；2012年，香港红磡海面发现一件行李箱，里面装着一名仅穿内衣裤女性的尸体，其同居男友“猩猩”有重大嫌疑；2007年，香港仔一间美容院女院长，疑因与中医师同居男友出现金钱纠纷而遭杀害，并藏尸行李箱内弃于赤柱黄麻角道近富豪海湾山边。这几起杀人命案，均因嫌疑犯逃往海外，至今逍遥法外。

一次次发生的人命关天的案件，无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情理上，都迫切要求修订《逃犯条例》，让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还死者和家属一个公道。

保安局提出的其实是一个“修补方案”

为更好处理香港男子台湾杀人个案，同时推动修补法律漏洞，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建议对相关法案进行修订。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在《大公报》撰文，对相关修订建议作出解释。

李家超指移交逃犯新安排足以保障市民人身安全（资料图/东方IC）

李家超称：

“这一立法建议，是以同一标准、互相尊重的原则，让香港与未有签订长期协议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在双方同意下，用单一个案的方式，处理协助及移交逃犯的请求。单一个案移交只是过渡性以填补制度法律漏洞的特别安排，不适用于有长期协议的地方，长期协议仍然是主要和主体的移交逃犯安排。现时条例订明不适用于香港以外中国其他部分，要让香港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以个案形式处理协助及移交请求，我们必须取消这限制。”

从具体程序上看，“政府建议仿效英国及加拿大等国家的法律和做法，由行政长官签发证明书以启动个案移交程序，把疑犯交由法庭作聆讯及判决。英国是由内政大臣签发，而加拿大是由外交部长签发。”

同时，这些单一个案，必须符合《逃犯条例》内所有人权保障，包括逃犯涉及的罪行须在当地和香港同属刑事罪行，属于条例中规定的46项严重罪类，会对该人执行死刑的不移交，政治性质的罪行不移交，等等。

在具体个案处理中，“行政机关及法庭会分别严格把关。首先，行政机关如认为请求方不符法例内的保障或规定，会即时拒绝请求。第二，如行政机关认为应启动程序，会把案件交由法庭聆讯，法庭如认为个案违反条例中任何一项人权保障，或证据不足以作拘押令，法庭会立即释放疑犯，行政机关不可移交。有关人士在聆讯期间，有权提出任何理由抗辩，包括政治迫害、请求方以其他罪行作包装等，并可申请人身保护令，又可上诉至终审法院。”

由此可见，保安局提出的修订法案，实际上是一案一报、特事特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既弥补了现有法律中的明显漏洞，能够让罪犯绳之以法；又避免了大规模修改法律所要消耗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种种现实困难，是现行司法制度下较优的选择。

反对力量联合狙击法规修订

为阻碍修订《逃犯条例》，香港内外反对势力打出了一套“组合拳”，使出了很多毒辣的招数。这其中，很多都是他们在“反国教运动”“反‘一地两检’”中反复使用过的，凸显出反对派逢“中”必反的根本立场，也预示着修法必将面临一场艰苦的缠斗。

一是极力渲染恐慌气氛。

香港多个反对派政党宣称，修法会成为内地要求香港引渡“政治犯”的借口。非法“占中”黑手黄之锋撰文，声称修法“将彻底破坏一国两制对港人的法律保障……届时若有台湾政界人士被北京政府定性为干犯中国大陆的罪行，只要该人在香港过境、逗留或旅游，都有被引渡(移交)至中国大陆的可能”。

李家超举行记者会，黄之锋、林朗彦故意扰乱秩序，令场面非常混乱（图/大公报）

同时，也有香港反对派顾虑，内地会以非政治化的罪名，例如逃税等，要求引渡逃港政治异见人士。和反对“一地两检”时一样，反对派大肆渲染内地将大规模拘捕或引渡港人的场景，试图激发港人的恐惧心理，从而形成反对修法的舆论。

一直以温和反对派立场著称的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对有关“遣返政治犯”的说法感到气愤，并斥反对派将政治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大做文章及随意提出无理指控，漠视社会公义等，重申香港不应发生这样的情况。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广东社团总会执行主席邓清河表示：“这些所谓忧虑纯粹只是反对派的危言耸听，他们只是试图将有关修例建议妖魔化、政治化和阴谋化，除此之外，他们对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并无任何怜悯同情之心。”

笔者感到，反对派的担忧并没有道理，因为现行条例已经把“政治犯”排除在外，也不会出现大规模移交“政治犯”的问题。相反，特区政府在每个具体案例上都会极为慎重，不可能出现滥用《逃犯条例》的现象。

二是极力阻碍“一国”进程。

目前保安局修法建议其实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取消对除香港以外中国其他区域的限制，二是与香港没有签订长期移交协议的司法管辖区，开辟以“个案形式”移交逃犯的通道。

但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建议，先就对台湾的限制松绑。3月15日，反对派在立法会会议上提出“先处理(适用于)台湾、不适用于中国内地”等3个动议，结果全遭否决。

其实，反对派的这些建议，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台湾这方面的要求比较紧迫，先对台湾松绑，但其他国家和地区就都不动，等爆发出新的问题了再继续改正。

同时，他们心中其实是有一条底线的，那就是可以同台湾进行司法协助，澳门也可以谈，但必须回避内地地区。究其实质而言，这些反对派依然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以所谓的“司法独立”来妨碍“司法公正”。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蓬勃开展，内地及香港、澳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往来越来越密切，可能发生的法律问题将会变多，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需求自然会更加迫切。

如果在同一个国家、特别是同一个大湾区内都不能实现刑事司法协助和逃犯的顺利移交，那么三地融合的步伐和程度自然就会受到影响。正如一座不允许多向自由通行的大桥那样，其综合效益是很难得到充分发挥的。

资料图：东方IC

三是“港独”与“台独”同流合污。

近些年来，“港独”与“台独”势力加速勾连聚合力度，频频在港台重要敏感问题上发声表态、共同进退，图谋相互利用，共推“独立大业”。在修订《逃犯条例》这一港台两地高度关注的议题上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