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

去年2月，大陆疫情严重时，我曾发过一篇文章《病毒不论政治身分 也不分文化水平》，理固如此；但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却与该地的政治文化以及相应的社会人心息息相关，今年5月以来的台湾就是个证明。

台湾防疫为何失守

6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刊出《Taiwan needs to switch gears to fight first major Covid outbreak》（台湾需要改变策略来对抗第一次大规模病毒爆发）的报导文章，文中指出台湾防疫失守的主因有二：欠缺大规模的筛检机制；无人违逆和质疑台湾当局的官僚文化。这两个主因，其实是台湾的政治文化使然。

但说完全无人违逆和质疑台湾的官僚化防疫，也不尽然。自武汉传出疫情后，台湾一年多来不断有人质疑或指责当局的防疫政策，赖清德甚至主张过两岸合作防疫，《中天新闻》还在去年12月被关台。

只不过，这类不同的声音和建言，很容易被以“敌对化”的方式冷藏，乃至冻结。而相应的社会人心，则如置身事外一般地冷冻起来，展现惊人的逆来顺受，直到现在身陷死伤环境的恐惧和悲伤。

就在《金融时报》刊文的同一天，台湾护理师工会理事长以直播方式痛斥当局：每天谎称医疗量能足够无虞，输出防疫资源去“援外”，却罔顾岛内医疗护理条件极度匮乏。次日，国民党书记长也怒斥防疫指挥官陈时中：是台湾防疫最大的绊脚石，处处阻挡所有的防疫作为，必须下台。

台湾网络政论节目《政经关不了》制图批评陈时中

台湾这种声音，自有超前布署的“防疫国家队”来“校正回归”。只不过，那让人想起了台湾一年前是如何形容大陆的：“悲伤若是一时的集体发泄，他的死，轻如鸿毛。悲愤若是深沉的社会醒觉，转化成巨大的改变的力量，他的死，重如泰山。他一定会希望，他的孩子，会在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里长大。”

觉醒的力量与防疫的空气

那么，现在剑指台湾当局的汹汹舆论，是集体发泄？还是社会觉醒？近三百条人命染疫死亡，是鸿毛？还是泰山？就决定于有没有因此产生巨大的改变力量，来让台湾的孩子在一个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里长大。

目前看来，这种改变的力量不是没有，而是不足；不足到台湾当局视其为民主自由的点缀，而懒于收拾。

比如，搞个一分钟的“熄灯革命”，或者“快闪喇叭”，或者“电话骚扰”，以示不满。就这种无奈的闹腾，当然换不来开放的、诚实的、新鲜的空气。相反地，一种闭锁的、不实的、陈旧的空气，却是新冠疫情最好的媒介。

一年多来，大陆如何打赢抗疫战争，如何最早恢复生产而成为全球唯一经济正成长和最主要的商品供应大国，其每日疫苗的接种数占了全球的一半，并已通过COVAX援助国际3.5亿剂的疫苗……在现代的交通与通信条件下，这种信息却不能如实让台湾人感知，岂不是那种令人长不大的空气所致？

一以贯之的“反共”高地

70多年来，生长于岛上的每一代台湾人，自小就被灌输“仇共、恐共、恨共”的意识形态。

这种本质上的“反共”人格，是从一场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全岛性大扑杀、大关押开始，所碾压出来的人格构造。那时的“反共”特务与宣传机器，就如同新冠病毒，随时随地可以让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为了活命，绝大多数台湾人的“疫苗”就是“反共”人设，千万名台湾孩子就成长于这种人设环境，包括龙应台、庄祖宜，包括赵少康、陈文茜，包括王晓波、陈映真，也包括林毅夫和卢丽安。无论他们是否还有钟理和那样的原乡意识，更无论他们日后是否自主解放那种人设。

与长达近40年“反共”戒严令同步而来的，是美援和日贷，以及美日台跨洋代工和贸易。这40年间不存在中国大陆的美日台生产关系，以及建筑其上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就是现代老中青台湾人被形塑的冷战意识形态，表现为陈映真所说的拜美亲日“仇共反中”的特性。

前述《金融时报》刊文指陈台湾无人敢于违逆当局的官僚文化，便是因为不分蓝绿的“反共”威权官僚，早已占领台湾人的精神高地。

“民选独裁”的历史基因

解严30多年来，国际上的冷战组合或许有所区别，但冷战的型态未变。甚至，资本主义先进国为了保障和延续冷战时期的利益，而设法升级全球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包括各类颜色革命。台湾也自难例外。

在美日台生产关系逐渐被台海两岸经贸关系取代的同时，由于客观上的政治僵局迟未解决，台湾的“反共岛国意识形态”是继承并固化，而不是扬弃和解放。

所谓民主选举的政党轮替时代，每一届台湾当局都学习两蒋以“反共”威权禁锢人心，再以禁锢的人心巩固“反共”威权下的民主选举。国民党在这种民主选举里常居下风，便是因为被对手带向“国共合作”和“卖台共识”的政治禁区。

也就是说，一方面反对或放弃党国威权，一方面又继承其“反共”威权，而将政治对手或异议者“中共同路人化”、“第五纵队化”，并对台进行“同岛一命”的精神绑架。当年希特勒由“反共”而赢得选举，从而保证其独裁统治，便大类日前《亚洲周刊》指陈台湾“民选独裁”现象的路径。

在这种政治劫持下，台湾成为物质上倚赖中国大陆、精神上却更加拜美亲日的自我分裂的大陆边缘岛屿。

物质与精神分裂、乃至反向成长的台湾，在精神上较党国威权时代更趋向极端化。其“仇共反中”的空气，毫不逊于党国威权时代，且台湾人更加集体否定或自残内在的中国元素和原乡意识，以求在当前的空气中安身。

另一方面，从美日西方移植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又是夹带种族主义的文明等级论。这就改造着台湾人，不但否定内在的精神的中国，而且否定、歧视、攻击外在的物质的中国。

如此一来，台湾的政治人格就不需要任何实证的或物质的经验，因为他们对中共、对中国的认知是先验的、唯心的、精神胜利的。

要知道在物质上逐渐倚赖中国大陆，往往不得不在精神上更加自恋和“仇中”来表现政治存在的心灵。西方世界如此，遑论被西方种族主义文明等级论和“反共”威权官僚独占精神高地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