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对这件事印象也很深，在他的回忆中说：[11]高福源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致消灭东北军。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200元，派骑兵把他送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洛川，先见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报告了他这次回来的目的，王以哲立即密电报告，张学良接到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就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到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立正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向副总司令报告。哪知话未说完，张学良就骂起来了，说你打了败仗当了俘虏，竟有脸跑回来，还敢要我通匪，真是胆大包天，我把你枪毙了！

高福源没想到是这样，也豁出命来对张学良说：我要怕死就不会回来，但你作为总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却在这里打内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跟随你打了多年红军，落得什么下场？如此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你能问心无愧吗？说得声泪俱下，张学良立即改变态度，拉着高福源的手说：不要介意，刚才我是故意试试你的，你真有胆量，回来了很好。

其实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几次打了败仗之后，张学良已有联络共产党的想法，他让高福源坐在自己身边细细介绍，之后让他回瓦窑堡请红军代表正式会谈。张学良还表示，让他放心做这项工作，遇有不测，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他和王以哲负责。

毛主席对高福源带回的消息很重视，决定派李克农去与张学良谈判。毛主席亲自拟定谈判条件：一是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是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是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四是请对方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抗日讨蒋最低限度的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等。还要李克农带上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政策，不是随机而行的权宜之计。

当时红军正在围困东北军占领的甘泉，毛主席指示彭德怀不但要撤围表示诚意，还要动员群众去卖城内缺乏的柴草。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赴洛川，毛主席20日又给他发电嘱咐：要向对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还要他向张学良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12]同时要求暗示他们，如果诚意抗日反蒋，我们可以帮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学良担任等。[13]

李克农同张学良谈了3个小时，回来说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张学良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去甘肃、南京进行斡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如有成绩，请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应当说很有诚意，基本达成默契。

几天后，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又公开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告诉他们：蒋介石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薪饷，那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

这种公开宣告或许有两种意义，一是进一步唤起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形成强烈的不易改变的群体意志；二是掩盖了更加隐秘的接触，当你认为还处在喊话这个好似表面文章的阶段时，实际上双方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图8

红军东征时，主力全部进入山西，最担心的是张学良抄后路。在即将行动的前一天，毛主席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派李克农到洛川去面谈。东征渡河的第二天，又以训令形式给李克农明确谈判策略，最根本的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东征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后，又致电李克农通报东征战况，还特意告诉李克农一个重大情况：受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和哥哥）委托，周继吾（真名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律师）、张子华（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与国民党代表会商的情况，还讲到蒋介石系陈果夫（长期党管国民党内组织和党务，并与弟弟陈立夫又称CC系，一起创建中统特务机构，蒋宋孔陈，蒋家天下陈家党）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著名大特务，黄埔系骨干将领，复兴社发起者，后来被捕成为功德林监狱战犯）主张联日反红。

此外，孙科（孙中山长子，时任立法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张群（国民党元老，外交部长）、冯玉祥（西北军最高军政首脑，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倾向。

把这个内幕告诉张学良，产生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其实张学良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他后来回忆说，董健吾他们两个先到西安、后到陕北，路过西安时拿着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公函要求赴陕北。他有怀疑，就对他们说，不说真实任务很难通过，反复盘问后，终于知道他们负有接洽任务。

张学良立即飞到南京，经蒋介石证实确实负有使命。此时，毛主席又让李克农传达这个信息，最终得到印证。正是这些事，使张学良下定决心，不仅更加确信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介石也再添不满，你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瞒着他这个代总司令去谋和，既然如此，他也主动谋求与共产党妥协，于情于理无可非议。

西北“剿总”的代总司令是张学良，作战主力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尽管是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已经不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了，他不是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忍气吞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敢于公开对蒋介石亮剑，而且战斗力和生命力极强，这也是他们不能不佩服的。杨虎城通过地下党渠道向我党表明，自己一贯都是革命的，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可以维持原防，互不侵犯，并与我建立了电台联系。

三是采取打拉结合的办法，在斗争中促进和实现联合。

对方并不是铁板一块，事情也有波折。红军西征期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去了，蒋介石趁机命令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3个骑兵师配合中央军夹击红军，表现得很嚣张。我们与张学良有承诺互不攻击，他来进攻怎么办？是忍让还是打击？打了会不会影响和破坏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

毛主席给彭德怀发电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的全部东北军，消灭其一部不会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以斗争求团结才是正道，如果处处退让妥协，最后一定是团结和联合的灭亡，这是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红军隐蔽在七里营和豫旺城之间，一举歼灭了何柱国1个团，缴获战马600多匹。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俘获的人马枪一律归还，对所俘东北军官兵教育后全部释放。当时，何柱国率1个师和直属队驻固原城，1个师驻海原，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还可进一步打下去。

此时，彭德怀亲自给何柱国写信，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和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城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保证决不进攻。何开始不相信，后来我军派代表与他谈判达成协议，他就照办了。结果与毛主席的判断完全一致，打痛他之后才老实合作。

在红军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观。名义上是敌对双方，实际上已经成为要求共同抗日的朋友，白天碉堡林立两军对垒，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部队之间还召开战地联欢会，唱《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理解和接受，为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可见，搞统一战线并不是一厢情愿，一要有实力，二要有道理，三要有办法，四要有原则。

有实力，才不至于被蔑视、被吃掉；

有道理，就是国家和民族大义，就是天理人心；

有办法，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细致入微的操作，最终达到目的；

有原则，就是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要在斗争中求联合，不能怕。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2]韦显文等编写：《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67页。

[4]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8]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9]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源自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0]李力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2 页。

[1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7页。

[13]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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