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红二十五军这几千人北出终南山，前锋直抵西安以南10余公里的韦曲、杜曲，使西安这个西北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和进攻红军的总后方极为震动，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逃离。期间，截俘敌人少将参议1名，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的消息，立即决定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主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在沿西兰公路进至平凉时，马鸿宾的3个营尾追而来，被红军歼灭了1个营，亲自督战的师长马鸿宾差点被生擒。

徒涉汭河时山洪突然暴发，军部机关和担任后卫的1个团被阻隔在河北岸，马鸿宾1个团1000多人突然袭来，已经过河的部队无法回援，被阻部队背水作战，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在极其艰难绝望的情况下，1个团的红军竟然能把1个团的追击敌人包围，还进行了肉搏战，最后把敌人全部歼灭，团长也被击毙，这样的强悍战斗力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切断西兰公路18天箝制敌人，由于迟迟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才决定北上与陕甘根据地红军会师。[3]

图5

现在一些研究者，往往只看敌我双方的数量对比，就认为红军无法生存下去。但从真实的历史看，却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超强的战斗力一次又一次地大量歼灭敌人，打出了生存发展空间，让对手知道红军是不可侮的力量，不得不畏惧甚至妥协。

这是他们不敢小瞧红军，愿意与红军停火的前提。休战往往要通过作战胜利来促成，自己强大到不容对方忽视，才会有联合。如果自己不能打胜仗，或者主观上畏敌如虎，不断示弱退让，只会招致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打击和杀戮。

二是围绕主要矛盾主动施策，尽力团结张、杨部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确定主要矛盾为民族矛盾后，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所有武装力量都可以联合起来抗日。当时，集结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嫡系，张、杨部队都不是嫡系。东北军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故土；杨虎城和他的第十七路军也有抗日要求。所以，东北军和西北军是首先要争取的，是我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全歼东北军五十七军第一零九师，还歼灭了增援部队一零六师1个团，并且要继续围歼一零六师。此时，我潜入一零六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关系，汇报一零六师师长沈克颇多动摇的情况。[4]

毛主席得知后，当即决定释放其被俘军官数名，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并向前线的林彪、聂荣臻指明，要用积极诚恳的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先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以示诚意。[5]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后来，这个一零六师师长沈克，背着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妥协，允许利用他们的防地作为与西安和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钱1000元，给经济困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

毛主席还亲自给军长董英斌写信，让被释放的军官送给他。信中说，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也。

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不抵抗）这样的大错，但东北军与红军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有什么理由互相伤害呢）！今与贵军长约：一是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二是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是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发路费回去），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疗。[6]这是与东北军高层将领发生关系的开端。

其间，还公开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他们不打红军和苏区，愿意与他们订立抗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在总结时专门要求，把猛烈破坏敌军的工作变成一项群众运动。[7]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做，发动群众一起干，而不是只几个领导在那里忙活，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怎么做？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

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严禁报复行动。但是，在我们按规定发路费，礼送东北军俘虏回家时，那些俘虏们竟然痛哭流涕，说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说明什么？说明东北军极其悲愤的思想情绪。

图6 吕正操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街

原东北军团长、抗战开始后成为八路军，曾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回忆说：[8]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当时蒋介石对他的嫡系军队发100%，对我们先是二八，后是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就有人酝酿兵变。不久发生了廊坊兵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参加了兵变，并在这个时候入党。张学良也说，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不止对我，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9]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

我们党与张学良接触，是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联系的。高福源曾是北京大学学生，后转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学军事，深得张学良、王以哲器重，在榆林桥战役中他全团被歼，自己也被俘虏。被俘获人员的许多工作归中共中央联络局领导，时任局长是李克农。据李克农的儿子、著名通信专家、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讲：[10]

李克农从侧面了解到，高福源对东北军未加抵抗就让日本军队占领家乡怨气不小，经常怀念在故乡遭受日军欺凌的亲人，便结合他的情况亲自编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东北军军官与红军打仗被俘，夫妻相会时妻子向他痛诉，日本军队惨害家乡人民的无数罪恶，使这位军官痛哭流涕。

在台下看戏的高福源，看到这里情绪激动，失声大哭。文艺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那是共产党人团结自己、瓦解敌军、直击灵魂的有力武器。做工作动了脑子效果就是不同。第二天，高福源上门向李克农表示，愿意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李克农立即向毛主席、周恩来汇报，得到批准后又组织他到红军部队和苏区参观，增加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接见鼓励他。

图7 高福源（1901/1902-1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