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冷战时期塑造东盟的3个最关键事件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不可能被视为一个整体。从冷战降临到亚洲的第一天起，东南亚就分裂了。在笔者看来，3个最关键的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东盟和东南亚。

第一，印尼在苏哈托的领导下转向资本主义，埋葬了苏加诺的遗产，并彻底摧毁了印尼共产党，然后与资本主义阵营重新结盟。1967年组成东盟的5个国家，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这时的东盟可被称为“第一代东盟”。

在印尼转向资本主义阵营后，其他四国也被迫站队。冷战逐渐变得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越战开始之后的中南半岛。东南亚地区在冷战中陷入了分裂，“第一代东盟”所代表的其中一半东南亚国家与资本主义结盟，另一半则更加杂驳；(向资本主义)看齐的那一半成为了新的东南亚地区主义的源头。

第二，对新中国的承认。在国民党垮台、共产党接管政权后，中国被排除在很多事务之外，特别是在冷战过程中被盟军排除在外，也没有成为联合国成员。在苏加诺被推翻后不久，左翼势力开始认识到有必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仅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权。这场运动最终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成功。它开启了尼克松的中国之旅，并让美国促使中国摆脱苏联的主导。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完全改变了冷战本身的形态。它把中国从苏联的保护伞下拉了出来，并重塑了中国的形象；中国脱离苏联阵营，也为东南亚的生存、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新的条件。

第三，美国及其盟国在越南的战败和撤离。这在当时令人我们大多数人惊讶，因为这意味着形势的真正变化，大家对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都很不确定。然而很清楚的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另一半的东盟很明显地开始发现自己可以发挥独立作用，而不只是冷战一方的棋子或傀儡，因为它也可以转向中国。

如马来西亚以及后来的菲律宾和泰国，实际上在那个时期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尼由于印尼共产党的原因而拒绝这样做；而新加坡只是为了安全起见，在等待印尼的决定。这样，5个国家中有3个实际上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表明它们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鼓舞它们发展出一个至少有充分意愿来获取更大自主决定权的、而不是与一方或另一方结盟的东盟。

1979年，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爆发了印度支那战争。越南入侵柬埔寨，推翻了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然后重建了独立于越南的新老挝和新柬埔寨。“第一代东盟”发挥了独立作用，加入了美国和中国的行列，并在决定柬埔寨的命运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证实了如果东南亚国家团结一致、行为明智，并制定出一些战略来保持其在该地区的自主性，那么东盟可以拥有决定权。

由于美国力量相对衰弱，以及中国力量的崛起和形象的改变，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拥有自主决定权的“第二代东盟”。所有10个成员国都在90年代加入了东盟，柬埔寨在1999年底最终加入。这是由10个国家组成的真正的东盟，它完全重构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机构。这宣告了东南亚从此之后是一个可以决定其自身命运、在任何大国之间都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地区;不论所面对的大国是谁，它都拥有回旋的余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东盟作为一个拥有自主决定权的机构的出现，意味着此时正在崛起的中国不再将它视为西方的产物，认为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定地反共、反华;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看到了一个拥有决定权的独立区域。中国人付出了很多努力拉近它与自己的距离，并表明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东盟的，并完全同情这个独立的东南亚区域。

我们可以回想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他们付出了多少努力来与东盟友好相处，并接受东盟邀请建立起“10+3”“10+1”机制。所有这些开放的努力旨在将更多的人纳入更大的区域;唯有在这个更大的竞技场中，东南亚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东南亚成为了一个活跃的舞台。随着中国的配合，东盟成立了“10+1”“10+3”等地区对话机制，这是东盟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高光时刻，人们对东盟主导各种事务抱有巨大期望。

鉴于自身历史，东盟不能完全忘记它是一个濒危物种的事实———它没有自然资源可以依靠，而一直是为了一时的特定目的而创造出来的。由于缺乏天然的深厚根基这一弱点，在东南亚地区操弄分裂是相对容易的。小国如何在大国的夹缝间生存，并不是东南亚特有的问题，但东南亚面临特殊的叠加状态———机遇与对生存的持续威胁并存。因此，它必须不断地保持警惕、保持团结，以确保不会失去对自身命运的把握。

中国对海洋的古今认识

对中国来说，与这个全新的东盟打交道是一件非常新鲜的事，因为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认真地向南看。在此之前，中国人尽管到达了中国的南部海岸、南中国海，并征服了北越的部分地区———在它获得独立之前的近千年，中国一直是它的保护国———但中国人实际上止步于此，从未继续向南迁移。中国是北方的大陆强国，对其边境以南历来鲜有兴趣。

（一）蒙古人改变了中国对南方的态度

纵览中国历史，所有的难题、敌人和威胁都在北方。相比之下，中国历来不重视南疆。一直到现代，超过90%的资料都与中国的北部边境有关，再向北则到中亚和北亚，然而关于南部边境的资料很少。

主要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在那里没有敌人———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些对海上贸易感兴趣、小富即安的小国；那里也没有强大的海军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

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南疆越来越不重视，直到中国的半壁江山已被少数民族占领，宋朝被驱赶到南方，朝廷不得不依靠鼓励与东南亚的贸易来维持经济，商人的税收可以成为国家正常收入的一部分时，他们才开始被迫注意到南方。

面临北方的威胁，南宋鼓励福建和广东商人开展海外贸易，贸易逐渐变得非常活跃，中国人与各国商人尤其是与来自中东的穆斯林，建立起非常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竞争或对手等形态，但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总体上发展出了非常多样、非常良好的关系。

元朝的建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蒙古人的征服是从北方开始的，所以北方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不再构成问题；蒙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往南再走多远。当他们发现中国(汉)人有一支突击性的海军时———宋朝海军并不是为了向南进攻而建立的，而是为了抵御北方而发展起来的———蒙古人接管了宋朝海军，在汉人水手的帮助下前往爪哇、占婆和越南等地。

蒙古人甚至试图在朝鲜人的帮助下使用中国海军进攻日本。他们实际上是在积极地利用中国海军，来达到中国人从未设想过的目的，这本身就很有趣。这是一种典型的蒙古人观念：任何地方都应该被占领。就这样，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出现了，这极大地改变了全局。

因此，当我们谈到郑和率领的中国海军南下印度洋时，这并不是中国人最早开始的。这个举动之所以成为可能甚至是可以想象的，正是因为蒙古人与中东建立了一种定期的、非常积极的关系；蒙古人此时已在中东完成了扩张，所以他们其实是想联络远在波斯湾的自己人。因此，当明朝从蒙古人手中接管政权时，明朝继承了这种世界观;正在北方与蒙古人打交道的永乐皇帝接过了蒙古人的角色，他想了解蒙古帝国在中东的情况，于是他派郑和去一探究竟。这一切都是有相关性的。

1405年7月11日：航海家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图源：视觉中国

郑和7次下西洋的最终结果是，明朝宫廷认为不值得花费这么多钱，因为既然那里没有敌人，就没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来维持海军，而应该把这些事情留给商人、尤其外国商人来做。明朝在不自知的情况下采取了一项对其未来非常有害的政策，那就是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上贸易。人们忘记了这一点，反而仅凭郑和下西洋就认为大明帝国是一个到处扩张海军影响力的时代，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终止了海军的发展、毁掉了船只，并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前来中国的外国人手中。

当外国人到达中国时，中国人可以与外国人进行贸易，但他们不能出海去做贸易。这样，所有贸易都归于朝贡体系，他们对其进行了官僚化、制度化的完善，使其成为一种对贸易有着非常复杂的控制和指导的制度。当欧洲人到达时，除了没有海军力量和国家支持的非常活跃的私人商人外，没有一个地方能看到中国人。尽管中国商人非常活跃，但他们没有国家海军力量的支持，事实上甚至在许多方面没有得到国家的承认。其中一些商人在外面从事非法交易，一旦非法外出，回国之路甚至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在中国商人撤出的真空下，欧洲人在东南亚商业系统中建立了影响力，并逐渐成为了主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