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不需要那么多人当作家，但有一些文学修养可以过得更好

“美国青年人需要笑，需要快乐、需要舒适，于是就产生各种可笑的语言与动作，产生随意性：随意的服装，包括毛边裤脚，露出一个肩膀的恤衫；随意的举动，甚至看电影时，女孩子会把双脚高高地搁在前座的椅背上。据说这种随意性的产生，是对于中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理解的一种反动。”

——茹志鹃

界面文化：从日记中可以看到，你们对于美国的观察是从一些新鲜物件开始的，比如牛仔裤和汉堡，物质丰富是不是美国留给你们的第一印象？

王安忆：我们出国的时候物质还是紧缺的，一个人从物质匮乏的地方走出来，一开始就是惊讶于美国物质丰富，也蛮迷恋的——我们总是选择超市打烊的时候去买冰淇淋，他们会给很多；可乐随便买很便宜，我每次去超市都很开心，好像是不要钱的娱乐项目。那时候出国回来每人都可以带一个大件，像电视机、录音机和冰箱，这是有配额的。因为我出国比较多，所以每次配额都被人预定掉。所以当中国的物质生活扑面而来的时候，我很有抵抗力的，我可以辨别什么是已经走过的路、什么是象征未来的。这些丰富的物质没什么了不起，物质是不会使人幸福的。

1978年，王安忆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在家中

界面文化：日记中记录了你们母女对于美国从生活细节到精神面貌的观察，你讲到美国大学生不如中国大学生成熟，可是这成熟是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呢？

王安忆：因为我去的时候是1983年，我们大学生还有不少是年龄很大的，是 “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读书考试都很辛苦。美国人很年轻单纯，觉得特别小，特别天真，总体来说有青春感。而我们的大学积累了那么多苦难历史，都是负重的。这也是我不太喜欢美国小说的原因，因为他们好像是很原始的感觉，英国小说就更有历史感。

界面文化：英国文学的历史感具体指什么？

王安忆：不用举例子，只要你看过英国文学就能看出这种历史感——保守中的戒律以及阶级的差异。美国基本是荒蛮的，老是写人和自然的搏斗，我就不怎么喜欢海明威。而英国人的小说，像是石黑一雄或者阿加莎·克里斯蒂，都有强烈的阶级观点，美国人没有这种偏见。但当你有了这个偏见以后，故事就来了。比较起来，中国还是和英国相像的。

界面文化：程永新最近在再版《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活动上讲到，文学的小道已经非常拥挤，其实不需要那么人来写作，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安忆：他们是《收获》的编辑，是很有精英主义思想的，我也是倾向精英主义的，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做作家。但是，进行一些文学的修养，人们还是可以生活得好一些。从我个人的处境上看，我作品的销量在最近十年、尤其近五年明显比原来要好，我的书到这儿已经到头了。我们50、60一代作家是在很好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在我们刚开始写作的时候，感情和思想郁积了一二十年，一下子都爆发了，还没有市场的压力，就可以充分释放自己的想法，之后也慢慢成熟了。在今天，聪明的写作者就开始考虑讨好了，而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想要颠覆的。为什么要读者呢？可以不要读者的。 那个时候人的生活很单一，全国群众都在过文学的生活，《天涯》有个栏目就是刊载普通人的书信日记，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人们的文字普遍比现在中文系的还要好。

界面文化：那就是文学热下降了，社会总体的文学水平也在持续下降？

王安忆：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现代化就是一个下降的过程，现代化的前提是民主，肯定是要摊平的。但是只要人过得幸福就好了，何必要这么痛苦呢？古代只有少数人享有文化特权，大部分人说话也说不好。但任何时代阅读文学作品的主体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不反对把书设计得稍微年轻化。我有一次乘高铁看见一个女孩子，手里夹着一本《月色撩人》，她可能把书作为她的装饰了；还有有次走过一个咖啡馆，透过玻璃幕墙看见一个女孩子也拿着一本《月色撩人》在等人。

界面文化：我采访过杰夫·戴尔，一位在美国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的英国作家，他说美国学生学习写作的问题是，虽然热爱写作，但基本不读书，你在教学中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王安忆：跟我们这边问题差不多，有的学生阅读量真的太低了。有个学生写的是爱情，我问他你看过什么爱情小说，他说他看的是电影《山楂树之恋》，那就没法聊下去，我感到很沮丧。时代是重要的，但是写作还是跟个体有关，你干别的可以靠后天训练，写作后天训练成分不多。莫言受过什么教育？还不如我们这些在社会上大学的。阿来也是，十几岁时才会说汉语，他们是真的有天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