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述序列中，朝鲜半岛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朝鲜半岛的安危同时也是中国的安危。从明万历年间发生的万历朝鲜战争(1592-1598,又称壬辰倭乱)，清光绪年间的甲午战争（1894-1895）、清宣统年间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中华民国时期的抗日战争（1931-1945），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朝鲜战争（1950-1953），每次朝鲜半岛的危机都将中国卷入其中。在所有这些战争中，没有一场战争是中国主动发起或主动介入的。在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及此后的全面侵华战争（1931-1945）中，也有许多的朝鲜儿女以中国为根据地从事针对日本殖民者的武装的和政治的抵抗运动，并直接参与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无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国家形态如何，中国与朝鲜半岛因地缘、文化和历史的紧密联系而不得不承担相互依存的命运。2017年底，在中韩关系因萨德问题而呈现僵局之后，文在寅总统选择12月13日即中国为纪念南京大屠杀而设立的唯一国家公祭日访问中国，并在首场访华演讲中提及对于中国经历的这场悲剧，韩国人“感同身受”。在朝美关系发生重大转折之际，金正恩三次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会见，也正体现了这一休戚与共的关系。

重新认识朝鲜与半岛危机

重新认识朝鲜是重新认识东北亚状况的必要步骤。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终结与从未终结冷战的“冷战终结”重叠而至，西方和隶属于西方阵营的日本、韩国等都成为了“后冷战”的胜利者。所谓冷战结构的瓦解只是其中一极结构的瓦解，而其瓦解不过是为另一极结构的“全球化”提供条件。这一格局的意识形态后果就是反共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彻底正当化和美国霸权性存在的“自然化”与“无害化”——冷战结束时，美国是唯一使用过核武器并在全球拥有近900个军事基地的最大霸权，也是将核武器带入东北亚并多次准备使用的冒险家，但在所谓“后冷战”氛围中，对于置身这一霸权构造内部的社会而言，美国霸权已经变成了“自然的”或“无害的”存在。

对于极为活跃的冲绳反基地运动，除了少数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大众传媒鲜有人提及。与美国角色的“无害化”相反，朝鲜被普遍地描绘为最危险的、毫无理性的国家。（即便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的中国，也时常被描述为“邪恶轴心”之一，时时笼罩在“崩溃论”与“威胁论”之间。）伴随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冷战时代的区域关系逐渐缓和，如中日之间、中韩之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大幅度地改善了，但朝鲜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所有方面却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困难和孤立。

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朝鲜核危机的三大历史根源反而被遮蔽了：

第一，作为朝鲜战争的结果，1953年分别由朝鲜与美国方面、朝中方面与联合国军方面正式签署的《朝鲜停战协定》及其补充协议不是终战协定，而是停战协定，亦即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并未因停战而真正终结。美国驻韩军队自1957年起部署了包括战术性核武器在内的进攻性武器；即便在美方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美苏核裁军协议而从韩半岛撤出核武器之后，美韩始终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对朝鲜保持威慑，其中也包括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核威慑。

第二，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是由冷战末期和所谓后冷战时期的战略失衡所触发的。停战之后，南北分裂条件下的冷和平以美苏相对均衡的对抗局面为前提，朝鲜核政策的变化正是冷战结构的单方面解体造成的。在苏联帮助下，朝鲜于1959年开始建立宁边原子能研究所，并在1965年建成第一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其目的并非发展核武器，而是和平利用核能。在20世纪80年代，朝鲜开发了更大规模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拥有了发展核武器的潜力。

1985年，美国通过苏联向朝鲜施压，促使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伴随苏联社会主义体系进入改革和危机的时期，尤其是1991年苏联解体，在经济上高度依赖苏联支持的朝鲜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并处于后冷战战略失衡的时期。朝鲜转向核威慑的目的是以自我保护为动力的战略再平衡，而苏联解体所造成的核专家外流也正是朝鲜核技术得以迅速发展的直接原因之一。

第三，作为朝鲜的另一后援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与美国修复关系，并于1978年开始了经济改革，其结果之一便是中韩于1992年8月建交。在中国与俄国和韩国改善关系的同时，不但中朝、俄朝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考验，而且美国和日本并未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在前所未有的孤立状态下，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金日成、金正日一边转向核武器的研发，以作为安全与政治的战略筹码，另外又试图寻找突破孤立状态和变革的机会，但后一方面的努力不是被忽略，便是因外来压力而终止。

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参与有关东北亚区域整合的讨论，朝鲜从来不在其中，也鲜有学者论及朝鲜，似乎朝鲜就是一个真空地带，一个等待其自行垮台的政治体，东北亚问题可以对其忽略不计。由于朝鲜的孤立状态，外界很难确切地了解和判断朝鲜政治的变化，从而有关朝鲜政治不确定性的说法此起彼伏。但就朝美、朝韩、朝日关系而言，在过去二十多年中，美、韩、日因国内政治变化而显现在对朝政策上的变化绝不比朝鲜更稳定。

在某些方面，朝鲜的状态类似于中苏分裂后中国的被孤立状态，它在苏联解体之后经济面临极大困难的条件下，开始了通过发展核武器以赢得自身安全和国际地位的努力。朝鲜核危机的全部进程都是在孤立、围堵朝鲜与朝鲜自卫、突围的互动中发展的，如果大国、尤其是美国不能承担责任，就难以解决半岛无核化的危机。

美国优先的实质含义是力图将其盟国吸纳进美国霸权体系

美国的责任与各大国的角色

我们只要排列出半岛核危机的几次转机及其失败的序列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91年9月27日，在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总统任内，美国宣布撤除部署全球各地区的战术核武器，其中也包括部署在韩国的战术核武器，三个月后，即1991年底，南北双方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和《朝鲜半岛无核化宣言》。一个月后，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签署了接受安全保障协议，并于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接受了该机构6次不定期核检查。

但是，由于双方在核查进程中出现分歧，导致朝鲜于1993年3月12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这一危机局势中，美朝举行副部长级直接谈判，并于1993年6月11日达成一个联合声明。1994年10月21日，美朝日内瓦会谈达成《朝美核框架协议》，在朝鲜承诺冻结核设施的前提下，美国牵头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放组织，为朝鲜建造轻水反应堆并提供重油，但美、日、韩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反应堆和建造轻水反应堆的承诺一再拖延。2000年10月，在克林顿的第二任期内，金正日特使赵明录与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实现互访，但这一势头伴随小布什的上台而告终结。

在朝美关系因美国国内政治陷入僵局的时期，2002年9月17日，小泉纯一郎成为第一位访问朝鲜的日本首相，金正日与小泉纯一郎代表双方签署了《朝日平壤宣言》。除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和有关关系正常化的承诺之外，日本方面也就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及给朝鲜人民带来的巨大损害和痛苦表示反省与道歉。朝鲜方面也释放善意，公开承认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绑架日本人质案的责任，并将其定性为“一部分特殊部门实施的国家犯罪”。然而，正如美朝关系受制于国内政治一样，日朝关系的走向——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也同样受制于日本国内政治。朝鲜方面承认绑架案的善意在日本铺天盖地的媒体轰炸中被再度妖魔化，朝日谈判的曙光昙花一现。

2002年朝美围绕核问题的对话陷入僵局：小布什政府于2002年宣布朝鲜与伊朗、伊拉克为“邪恶轴心”，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将朝鲜列为使用核武器打击的对象之一。2002年10月，美国特使凯利访朝后宣布：朝已承认浓缩铀计划，指控朝正在发展核武器；朝鲜随即表示在半岛局势下有权发展核武器。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KEDO）停止向朝鲜提供重油，而朝方则于2003年1月10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协议》。美国拒绝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双方互信面临崩溃。在美方的游说下，中国以三方会谈的方式为朝美沟通提供条件。“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举行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

过程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文件——2005年的《9·19共同声明》、2007年的《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为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下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局势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紧张状况”。六方会谈是一种妥协形式，参与谈判的大国尽管都要求朝鲜弃核，但各自利益不同，难以步调一致地行动，其中美国无视朝鲜的安全关切是一个主要障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所谓南北统一问题就是北方并入南方的问题，即所谓德国模式——这一模式不可能为朝鲜所接受。

朝鲜半岛和平契机的根据

在双边和多边谈判遭遇困境的时刻，美国方面宣称：朝鲜核问题的转机只能来源于制裁。但是，朝鲜战争以降，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对朝鲜实施制裁，直到今天，为什么从未生效？在冷战时代，朝鲜是东方阵营的一部分，西方的制裁不可能取得效果；在后冷战时代，中、俄、日、美的地缘政治利益各不相同，即便都赞成半岛无核化，在六方会谈的条件下，也无法形成真正的统一步调。促成大国达成脆弱共识、逼迫美国同意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的，恰恰是朝鲜在核武器方面的快速进步和貌似不惜一战的战争边缘政策。无论是否赞成这一政策，我们需要承认两点：

首先，作为一个地区小国，朝鲜所以能够扮演这一角色，是以其独立自主的主权状态和相对独立的经济结构为前提的；在这一主权状态下，不是单纯地依赖大国庇护，而是寻求能够最大程度地抵抗外部压力的军事-经济体系，成为其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六方会谈未能取得最终进展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将其自身与其亚太盟国的关系投射在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上，认为只要中国给朝鲜足够压力，就可以迫使朝鲜让步。因此，美国不但拒绝与朝鲜直接会谈，而且也不断地通过军事演习和经济制裁对朝鲜进行恫吓，并试图迫使中国干预朝鲜内政。美国的错误不仅是将自己的秩序观投射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上，而且也不了解朝鲜在长期的反殖民、反帝斗争中形成的主体性需求。从金日成、金正日至金正恩，朝鲜领导人倡导的主体思想是始终一贯的，但很少有人认真对待。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如果没有朝鲜的这一独特位置和由核危机导致的高度紧迫感，在安全方面长期依附美国的韩国方面也难以形成寻求自主解决半岛危机的紧迫感和坚定性。因此，统一的政治必须在双方互动之中才能真正展开。

朝韩边境板门店

其次，不同于台湾在冷战结束后日益高涨的分离主义趋势，朝鲜和韩国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统一意愿。国家统一是南北双方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朝鲜不是、也不可能单独完成撬动上述和平进程的任务，配合其完成或与其共同完成的是韩国。在这个意义上，南北对话合作是对朝鲜战争遗产的颠倒：在战争时期，南北双方均以朝鲜全境作为国家边界和主权范围，以消灭对方作为实现统一的手段；和平进程同样以朝鲜半岛全境作为国家边界和主权范围，但改变了另一预设，即在政治制度不同的条件下实现和平是可能的；必须放弃一方吞并另一方的野心，开创一种不同于德国统一模式的统一模式。事实上，朝鲜在长期国际制裁下的顽强存在和其先军政策迫使人们认识到：朝鲜具有抵抗外部压力的意志和力量，韩国发达的经济和不完全的主权状态不足以单方面地统一半岛，试图等待自然瓦解或动用武力解决统一问题，都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此，必须在尊重朝鲜地位的前提下，开启和谈进程。这是金大中、卢武铉两任总统以来的政策理念，也是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担任总统时期遭遇挫折的进程。

在战争危险日益迫近的时刻，文在寅当选韩国总统是一个重要事件。没有这一契机，南北之间的默契配合就不可能形成。如果说朝鲜为回应美国压力而形成的对应性战争边缘政策迫使各方迅速采取行动，那么，文在寅总统综合半岛和平统一意愿而形成的国内政治局势和灵活果断的国际战略，让他成为迄今为止和平进程的关键人物。文在寅与金正恩在板门店握手跨越对方边界的视频和照片震撼了全世界。文在寅是在朴槿惠遭弹劾、民意激荡的过程中当选的，他本人与韩国进步社会运动有着长期的、密切的联系。在高度动员的社会条件下，文在寅能够依托民意，较大程度地超越议会党派政治的限制，以其灵活的政治技巧，激活南北对峙的僵局。没有韩国长期的社会运动的积累和支持，没有战后韩国社会对于统一的基本共识，没有战争危险迫在眉睫的紧迫感，文在寅总统不可能靠一人之力展现这样的意志和能量。韩国社会每一次朝向和平统一的努力都在增强韩国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比较韩国与台湾及琉球的状况，可以更清楚地理解韩国政治的潜力。台湾分离主义是日本殖民主义和战后美国蓄意培植的产物，但其成型主要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并预伏在美国与中国大陆缔结外交关系的过程之中。在中美媾和的同时，美国将琉球“归还”日本，并将并非琉球一部分的钓鱼岛同时交给日本管理，同时在承诺“逐渐减少”的前提下维持对台湾军售，并以国内法（《对台湾关系法》）制衡中美关系。伴随中国崛起的进程，遏制中国逐渐成为美国朝野的共识，美国在过去三年中通过“国防授权法”为美台实质性军事同盟提供法理基础，甚至邀请台湾加入在所罗门群岛的海军演习的建议也在考虑之中，挑战中国大陆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则以价值观政治与之呼应，公开以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口号相号召，要求“自由民主国家”联合遏制中国大陆。琉球、关岛和夏威夷等构成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帝国群岛的关键部分，由于琉球是美国在亚洲的最大军事基地及遏制中国和俄国的军事前沿，处于美国帝国群岛的中心地带，故当地社会运动虽然极为活跃，给人极大的启发，但在没有日本国内政治变迁和周边环境变迁的条件下，难以撼动其霸权。

朝美首脑会晤不是发生在通常被认为“鸽派”的克林顿和奥巴马时期，而是发生在经常让人不安、不按牌理出牌的特朗普时代，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所谓不按牌理出牌，并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特性的结果，也是以美国两党政治为轴心的政治危机的产物；恰恰是在政党代表性全面丧失、媒体“客观性”根本瓦解、民粹主义政治高涨的时刻，特朗普的个人特征才得以在美朝关系问题上显示作用。在朝美直接对话问题上，美国扮演了较为主动的角色。但是，美国对朝政策的变化服从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尤其是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中国的围堵战略。在朝美宣布即将举行会谈时，曾经一度盛行中国已经在南北和谈中边缘化的舆论，这一舆论虽然由于中朝关系和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位置的特殊性而被证明是错误的，但也并非空穴来风。美国对华关系的主轴已经从接触转向遏制，即从将军事和政治遏制置于背景，通过鼓励其加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遏制，到以直接军事、政治和贸易战的形式进行遏制，其目标没有变化，就是阻止中国崛起。

美国国内围绕中国问题的纷争不是是否需要遏制中国，而是如何处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这一点对于中国和美国都存在。因此，探索朝鲜和平统一进程必须充分考虑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近期东亚区域的紧张态势与奥巴马时期的希拉里主导的“重返亚洲”计划有密切关系。实际上，美国谈不上重返，因为从来没有离开，只是力图确保对中国的绝对优势而已。因此，尽管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对于半岛局势具有重要影响，但不能将朝鲜半岛和平的希望寄托在美国国内政治之上。从基本方面看，美国的对朝政策服从于其地缘政治战略和维持其全球霸权的使命。

第二，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与贸易战对于朝鲜半岛和平及台湾海峡稳定的潜在破坏性。美国优先政策是在美国国力不足以维持其全球霸权时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其霸权地位和战略，恰恰相反，美国优先的实质含义是力图将其盟国更深地纳入美国霸权体系，以替代美国承担的部分经济和军事义务。以美国优先名义做出撤退姿态，同时加强对盟国的压力，以维护其霸权体系，是这一政策转向的内涵。

第三，美国民主危机（政党政治、媒体的失败与民粹主义崛起）的危险性与可能性。战后美国政党政治和媒体舆论对中国、俄国、朝鲜等国的定位相对固定，在这种稳定格局之下，任何战略性突破都非常艰难。但从布什时代以降，美国两党政治失灵、媒体影响力衰落已经成为重要趋势，至特朗普时代，民粹主义政治正在突破传统的政治框架，这是特朗普有可能在反对党反对、媒体激烈批评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举行朝美会谈的条件之一。但在美国民主危机条件下，特朗普对外政策存在着巨大的反复空间和不确定性。在制度失灵的条件下，局势翻转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强了。

对朝鲜的安全承诺与中国的角色

在上述条件下，中国以及俄国对朝鲜的安全承诺是必要的。中国支持半岛和平统一进程，主张以“双暂停”为起点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相较于习金会之前的态度，中国在发展对韩关系的同时，着重重申了对朝承诺。金正恩要完成其历史角色，不但需要重建与韩国的关系，也需要完成对在南北统一进程中中国角色的再造，即通过重塑抗美援朝战争中两国在抵抗帝国主义入侵中的血肉联系，创造一种推动区域和平的新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