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奥古斯丁说：“关于这些时代，现在要一个一个细细谈来，就太冗赘了”[7]，但他没有忽视这个任务，而是将它讲给了他信任的人来完成。这个人就是来自西班牙的教士保卢斯·奥罗修斯（Paulus Oroius），他414年在希波与奥古斯丁相识，次年奥古斯丁派他去巴勒斯坦反对那里的贝拉基主义（Pelagianism），但他无功而返。之后，奥古斯丁让他写了一部正式为基督教辩护的史书，即Historiarum adversus paganos libri VII （“Seven Books of Histories Against the Pagans”，《历史七卷：驳异教徒》），正是这个课题使这位早期基督教正统论的捍卫者完成了第一部基督教世界史。

《历史七卷》旨在为《上帝之城》的核心论点提供证据支持，即通过纵览整个人类的经历，回顾古代所有已知族群的历史，证明是上帝决定着各民族和各帝国的命运。奥罗修斯认为，两大帝国统治着世界，东方的巴比伦和西方的罗马。[8]而罗马帝国通过中间的帝国马其顿和迦太基，最终获得了巴比伦的遗产。因此世界历史上，四大帝国的继承顺序是巴比伦、马其顿、迦太基和罗马。[9] 奥罗修斯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该书，多少给人一种急就章的感觉，其学术声誉在现代学者的评价中不算好，但这一帝国继承的讲法在中世纪影响很大，成为通说。

奥罗修斯的材料过于依赖同一阵营的教父圣杰罗姆评注的《圣经》和《尤塞比乌斯编年史》，而较少出现古罗马史学家的作品，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大大降低了《历史七卷》的说服力。不过，杰罗姆《圣经》注疏却享有很高的权威性，其中他对《但以理书》的评论为中世纪“帝国转移”观念在《圣经》的经文中找到了依据。

《但以理书》讲的是但以理作为王族后裔，被巴比伦国王掳走，在巴比伦接受教育，以防止犹太国与埃及结盟，期间，但以理为国王解梦，认为这个梦象征着地上的王国的转移，几经转手后，最后世界终于上帝的永恒国度。[10]杰罗姆则对但以理做二次解读，指出但以理对梦的预言，已经在现实中实现了，由此证成了“帝国转移”之说。他认为，梦中的像，头是金的，指的就是第一个帝国巴比伦；胸和臂是银的，指的是巴比伦之后的第二个帝国，米提亚人和波斯人的帝国；腹和股是铜的，指的便是第三个帝国，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帝国，及其继承者们；至于胫是铁的，一部分脚是泥的，第四个帝国是坚强如铁的国家，铁能击碎一切，因此第四个帝国消灭了所有王国，但这个帝国一部分是泥做成的，所以又无比脆弱，所以第四个帝国终将分裂。对此，杰罗姆认为“先铁后泥”的帝国很清楚地指向罗马帝国。因为“事实在现在最清楚地证明了，因为在最初，没有比罗马王国更强大、更顽强的东西了，所以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脆弱的了，因为在我们的内战和对外战争中，我们都需要蛮族部落的援助。”[11]

因此，杰罗姆通过《圣经》评注，完成了“帝国转移”的第一个版本的论证：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马其顿（希腊）帝国，以及罗马帝国。由于杰罗姆注疏的年代，罗马帝国的西半部分还没有亡，因此他紧接着论证的便是最后基督之国的永恒统治了。当时大概没人能料到“帝国”在几十年后就没了。[12]

主动的“帝国转移”：《君士坦丁的赠礼》与查理曼的修正

西罗马帝国突然崩塌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地震导致了多方面的后果。首先，詹姆士·布莱斯认为476年的事件在事实上起到了“解放教皇”的作用，[13]罗马主教成为当时最高权威的唯一选项。其次，新形势迫使基督教，更确切地说，是西边的拉丁教会猛然明白了罗马帝国的权力结构的重要性，并开始借助帝国残留的经验进行自我组织。因为蛮族部落只是摧毁但不能取代罗马帝国的权力结构，但基督教会可以，这有点类似于北方游牧部落征服并入主中原后所遭遇的情形。教会组织在当时具备几个重要的优势：原帝国各地的修道院能够组织生产，而且形成了广泛的贸易网络；教士们能读会写，而蛮族首领大多不认字；教会能为基督徒们相互合作的提供一套现成的法律和道德规范，而蛮族则只有自己的习惯法。

面对这些巨大的差异，基督教意识到必须学会在没有国家的条件下生存，所以向蛮族传教的任务成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不少蛮族首领是真诚地皈依和支持基督教的，也通过基督教提高了自身的地位。[14]

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们把8世纪中叶的丕平“献土”与教会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声称罗马“帝国转移”到君士坦丁堡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考察，就会发现，帝国转移学说被罗马教会创造性地发展并运用于建立新的帝国权威的政治实践中，罗马教会已成为西欧政治议程的重要设置者。

751年伦巴德国王占领了拉文纳（理论上仍属东罗马帝国管辖），威胁罗马，教皇向东罗马帝国求助无果，遂于754年亲自前往法兰克王国向丕平求援。丕平充当马夫隆重接待教皇，并保证将前拜占庭地区归还给“罗马人”。作为回报，教皇为丕平和他的两个儿子施涂油礼，并授予他们“罗马勋贵”和罗马统帅头衔。其后两年丕平打败伦巴德，迫使其承认法兰克的宗主权；收回伦巴德所占地区，以文书形式将这些地区交给教皇；且拒绝将这些地区还给东罗马帝国。于是“丕平献土”造就了一个事实上独立于东罗马帝国的教皇国。

为了给丕平献土和教皇国的创立提供古老的合法依据[15]，罗马教廷伪造了《君士坦丁的赠礼》，全面阐述罗马教皇对西方各项权利以及这些权利的由来。这样一份伪造的文件在中世纪欧洲的影响范围之大，影响时间之久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16]。关于《赠礼》的成文时间，罗伯特·富尔茨（Robert Folz）认为是在750-760年之间，或者在教皇法兰克之行以前，以便他将此文件展示给丕平；或者在他返回意大利后，“丕平献土”面临理论困难之时，或者在丕平拒绝东罗马要求归还土地之后[17]。

《赠礼》文件中最要紧的内容在第三部分，即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在西半部分的几乎所有权威和权力赠与教皇西尔维乌斯一世及其继承者们，包括：教皇与皇帝平等的尊贵地位，罗马教廷在世界上所有教会中的最高地位，帝冕以及所有其他属于皇帝的象征物（肩带、紫袍等服饰、帝国权杖等装饰物），将拉特兰宫、罗马城、意大利或（和）西部地区的所有行省、辖区和城市置于教皇及其继任者的权力和庇佑之下。[18]与此同时，皇帝将“朕的帝国和朕的主权（sovereign power）转移到东部地区，并在拜占庭行省内选择合适地点以朕之名建造帝国的首都。因为在这个已经由天国的统治者建立起教士的至高地位和基督教地区首都的地方，一位尘世的皇帝行使权力（power）是不正当的。”[19]因此，教皇及其继任者在原西罗马帝国的地区获得最高权力的同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君士坦丁将帝国转移到了东部，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

就这样，5世纪时由教父们费劲周折才从巴比伦转移过来的帝国，在8世纪中叶又“被”转移回了东部，而且把原来属于西罗马帝国的全部东西都交到了教皇及其继任者的手中。法兰克国王丕平没有提出异议，于是该文件的效力得到了广泛承认。

历史车轮继续推动着“帝国转移”观念的发展。800年时，教皇列奥三世在圣诞节前夜的祝福弥撒上，在查理曼事先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为他加冕，西罗马帝国猝不及防地“重生”了。问题由此出现，既然帝国已经转移走了（拜占庭帝国从未承认这一点），那么查理曼帝国的合法性从何而来？

詹姆斯·布赖斯提供了三份9世纪的编年史材料，分量最重的是劳瑞谢姆的编年史（Annals Lauresheim），因为它是站在法兰克立场上为查理曼加冕寻找合法性依据，作者似乎是想导出这样一个公式：罗马皇帝空位+天命（实际控制欧洲地区）+教士与教众的请求+教皇授职礼=皇帝和奥古斯都的合法性。[20]这一包含多个要素的复杂论证恰恰说明查理曼的无奈，他想得到的是普世帝国的尊位，所以其合法性只能来自于与东罗马帝国的融合，而现在单方面的加冕根本不符合帝国概念原初的“普遍主义”精神，也不利于这位能干的皇帝对世界统治权（Imperium）的权利要求，简言之是违背当时的时代精神的。

事后看来，利奥三世给查理曼加冕，除了对教皇国和教皇自身有利之外，不仅没有给查理曼带来什么实质好处（这也是许多论者认为查理曼没有称帝计划的原因），反而造成这个皇帝称号的巨大瑕疵，因为从此这个普世的基督教帝国在地上第一次无可挽回地真实地分裂了；基督教帝国的皇统（imperial lines）从此一分为二，普世帝国主权不言自明的不可分割性崩塌了。

可见，罗马教皇这一次通过伪造《赠礼》文书的方式编制的“帝国转移”对普世帝国的中世纪理念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只不过后来随着东西教会的分裂，普世的基督教本身也成了问题，多少掩盖了这一伤害的严重程度。木已成舟，查理曼的选择是淡化“罗马”、淡化“教皇”，强调新帝国的“基督教”属性，以教会的保卫者的身份增强帝国的普世属性，人们后来将查理曼大帝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起点。事实上，到了10世纪时，奥托一世仍然试图通过与东罗马帝国的公主联姻来解决这一难题，但是混血小皇帝的早夭，断送了普世帝国的最后一次机会。

从普世帝国向民族帝国转移：帕多瓦的马西略的《帝国转移》

至13世纪，德意志的国王声称对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自古典帝国的终结以来，“帝国转移”从一家到另一家的链条，已经被中世纪理论家和史学家广泛接受了。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通过何种手段登上帝位。《君士坦丁的赠礼》依然有效，教皇据此获得了为皇帝涂油加冕的职责，并始终以此作为德意志国王在没有得到教皇许可的情况下，无权根据自身权利主张皇位的证据。巴伐利亚的路易四世造访罗马后（此时教皇居于阿维尼翁），经过他的谋士帕多瓦的马西略（Marsilius Of Padua）的编排，先由罗马人民正式宣告为皇帝，然后设立了一位对立教皇，在由他为自己加冕，方可开始使用皇帝的称号。

马西略在巴黎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和校长后，回到意大利作为吉伯林派（即皇帝派）的政治顾问，支持帝国，反对教皇党。1324年，在他最负盛名的作品《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中，他运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发展出一套世俗国家的概念，他认为，必须通过限制教会统治集团的权力来维护国家的统一。国家的主要责任是维护法律、秩序和安宁。一切政治权力和法律的来源是人民，人民的权利之一是选择其统治者的权利。他总结说，教会在道德和教义上的最高权威，应该赋予一个代表全体信徒（民众和教士）的总的宗教会议。[21]

随后，马西略又写了《保卫者小篇》（（Defensor minor）及《论帝国转移》（De translatione Imperii）。他指出，首先，他讲的是帝国之位（Seat）从罗马人——希腊人——高卢人或法兰克人——日耳曼人（最近）的转移过程。其次，此处的“罗马帝国”不是狭义的，不是指罗马城的统治或君主制，而是广义的指全世界的一个普遍的总的君主制，这是转移的对象。第三，帝国的发展经历一个从小到大的过程，从罗马城的建立到罗马共和国时期，最后发展成为全世界的超级政府；然后才是根据历史的进程发生的“帝国转移”。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种子发芽，长成参天大树，树的枝杈长满地球，最终在它的庇荫下，所有的国王、王子和暴君放下武器并享受和平。[22]

在马西略这里，帝国的转移发生的链条是从人到人（from persons to persons），从民族到民族，只为教皇保留了在皇帝加冕中的形式性作用，而排除了教皇根据《赠礼》所掌握的“帝国转移”和任命皇帝的权利。马西略的世俗版本的“帝国转移”论标志着从普世帝国向民族帝国的转变，标志着中世纪已经走到了现代的门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