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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迦陵:伊朗重审头巾法案,“颜色革命”胜利了吗?
最后更新: 2022-12-07 09:25:06笔者在2016年前往伊朗时亦观察到,在相对农村的区域,确实还有许多妇女穿着黑色斗篷,且未露出发丝;但在伊斯法罕、德黑兰等大城中,年轻一代的城市中产已多用彩色头巾,包得松垮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几乎不避讳露出头发,刘海是最普遍区域,发尾则带有挑战禁忌的意味。
当时,一位当地男青年便如此向笔者介绍这代伊朗城市妇女衣着,“头巾只是绑在头上的布,不是遮掩头发的枷锁”。
受世俗化力道影响的议题不仅是头巾。总部位于荷兰的伊朗态度分析和衡量小组(GAMAAN)2020年调查报告显示,在其50,000多名受访者中(其中90%的人居住在伊朗),有68%的人同意政教分离,认为宗教教规不该用法律强制执行;有72%的人反对以法律强制女性佩戴头巾;有43%的人表示任何宗教都不应该有在公共场合传教的权利;虽说伊朗禁酒,但有35%的人偶尔或经常饮酒。
此外,在经济与阶级议题上,神权政府引发的对立与仇恨同样不可小觑。或许在全球反西方舆论场看来,伊朗带有某种反帝的浪漫色彩,站在对抗美国霸权的前线;但就其国内现况而言,不论神权政府喊出的反帝口号多么响亮、正当,教士与伊斯兰革命卫队成为新特权阶级乃是不争事实,革命卫队尤其垄断伊朗内部诸多产业,在苦于西方制裁的底层百姓眼中,甚至将其视为吸吮民脂民膏的权贵集团,青年对此现象尤其不耐。
笔者曾在伊朗与当地年轻一代交谈时注意到,面对西方制裁重压,有很大一部分城市青年出于对宗教法规的厌恶、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对国家被孤立的悲哀,由衷憎恨“窃占1979年革命成果”的神权政府,并对“生在被全球鄙视的保守国家”一事感到自卑。
如此情结,导致这些年轻人在诸多政治议题上,不愿站在本国神权政府一方,反而视西方国家为解放者,期望能借内外齐力施压,让神权政府早日崩解。
即便面对西方制裁的赤裸恶意,他们也能自我说服,“若非宗教势力窃占革命、成为流氓政权,伊朗怎会被国际制裁?”
综观伊朗近年骚乱,不论是此次源于头巾取缔的全国示威,或是2019年11月因燃油价格暴涨而生的全境骚乱,伊朗示威群众最终都喊出了“推翻神权政府”的口号。
街头的无序怒火看似随机,其实暴露了当代伊朗政治的沉重困境:在经济困境短期难解、特权阶级明显存在、青年一代普遍厌恶宗教教条的现实下,神权体制如何前行?
而对此现象,神权政府并非毫无感知。例如伊朗前教育部长穆罕默德·巴泰(Mohammad Bathai)便在近期接受伊媒采访时表示,“教育体系的混乱造就了这代愤怒青年”,并称若不改革“教育方面弱点”,青年大规模参与反政府示威的事件将不断发生。
如此说法虽然只是提到一个层面,但体现了神权政府对青年集体疏离、甚至反宗教的担忧。与平息骚乱相比,如何挽回一代青年,是神权政府更艰难的长期挑战。
当地时间2019年11月16日,伊朗宣布上调燃油价格后不久,多个城市爆发抗议活动。图自央视
伊朗“颜色革命”困境何在
当然,从国际博弈的角度来看,伊朗民间对神权政府的离心,并非纯然独立的政治文化现象,也与伊朗身陷舆论被动有关。
长年以来,头巾、世俗化、人权等符码,皆是西方媒体用以狙击伊朗神权政府的话语支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内部的反政府思潮。
简言之,1979年以降的伊斯兰革命话语,确实难敌西方自由主义的持续渗透,尤其是在互联网崛起的年代。
因此,有不少舆论在观察此次伊朗示威上,会倾向以“颜色革命”的框架解释一切,认为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手煽动的骚乱,意在颠覆神权政府。
但平心而论,若从长期舆论战的视角来看,这般叙事有一定合理性,毕竟西方确实乐见神权政府垮台、期望“波斯之春”发生,也确实持续通过媒体、学术的话语霸权围攻伊朗。然而,如果与乌克兰、中亚等前苏联空间发生的典型“颜色革命”事件相较,伊朗的案例并不是那么成功。
从乌克兰、格鲁吉亚甚至“阿拉伯之春”来看,“颜色革命”一般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该国必须先爆发某种形式的政治危机,使得内部反对派可以趁机发作、挑战当权派,其通常会是选举舞弊、政治议题发酵。
例如,乌克兰分别在2004年与2014年爆发两次“颜色革命”,前次源于反对派声称的选举舞弊,后者则受总统亲俄的情境触发,让反俄派有了营势空间。
第二,反对派往往会动员民众示威,使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挑战当权派,其目的不一定是推翻政权或推动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必然是要实现权力的派系转移。
对反对派来说,街头暴力只是助推上述目标的手段,一旦其认为示威者不再替其利益服务、或可能破坏政权稳定,便会选择将其遣散。
例如,埃及军方在2011年政变推翻穆巴拉克政权时,便没有强力镇压街头示威者,因为这部分人代表反穆巴拉克的力量;但在2013年政变推翻穆兄会出身的总统穆尔西时,便大胆屠戮参与示威的亲穆兄会群众。
第三,外国势力支持该国反对派或街头群众,以推进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政治议程。其支持途径可分为直接与间接,直接途径包括对该国政府施以外交压力,并对反对派、街头群众提供财务与后勤支持;间接途径则包括以媒体形塑风向、通过互联网发动鼓吹、塑造不利该国当权派的全球舆论,并让示威者感觉自己受到全球舆论的关注与支持。
例如,在乌克兰两次“颜色革命”中,美国便毫不掩饰自己的直接支持与主导,不论是对反俄派政治精英,或是对街头的示威群众。
然而上述特色,在当今伊朗的示威中皆有一定程度的收缩。
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前,内贾德与穆萨维的电视辩论。图自中国日报
首先,在反对派利用政治危机发起斗争方面,近年的伊朗已相当罕见,2009年爆发的“绿色革命”可谓典型案例,但距今也有13年之久。彼时的伊朗政坛尚有明显的路线之争,穆萨维代表的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降的改革派路线,内贾德则代表了反西方的强硬派路线。
而在后者第一任总统任期内(2005年至2009年),伊斯兰革命卫队崛起、保守势力回潮,伊朗出现了国家军事化、“再原教旨主义化”的现象(道德警察便是在此期间成立),引发了改革派的失势焦虑。哈塔米、拉夫桑贾尼等人遂决定孤注一掷,用“自下而上的压力”,促成保守派对改革派让步。
于是,穆萨维首先以选举舞弊为由,挑战内贾德第二任期的当选资格,改革派再动员群众大量上街,要求政府重新计票、推动政治改革,包括政治民主化、禁止教士干政等。
但是从结果来看,改革派没能心想事成,内贾德依旧连任,伊朗政坛的保守化趋势难止。即便改革派的鲁哈尼在2013年成功上台,美伊关系短暂缓和,特朗普却在2018年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导致本就势弱的改革派受到重挫,已经没有当年拉夫桑贾尼、哈塔米时代的路线斗争本钱。
例如,面对2019年的全国示威,鲁哈尼只能跟着谴责示威者,而无法反过来要求哈梅内伊、伊斯兰革命卫队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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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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