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香港青年学生

对超越底线的行为  会按不同程度惩处

政知见：不止是港专，这几年很多港校都有一些类似的事件，这些学生大都是香港回归之后出生的，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激进的行为？

陈卓禧：我想，香港绝大多数年轻人还是关注自己的生活、学习、前途。会发生激进的事情，一部分原因是现在有一些年轻人，非常的以自我为中心，受到“自我主义”的影响，总是要别人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缺少对别人的尊重。也是有一些媒体会放大他们的作为，让他们登上头条，有“英雄感”。

政知见：对于您说的“自我主义”，学校要如何应对？

陈卓禧：所以我们在很多措施上坚守底线，超越了底线的行为，就是要有惩处和教育，我们会按照不同的程度去惩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奏国歌时闹场的学生驱逐出毕业典礼现场的原因。

事情发生之后，我坚决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也是希望能有一个空间和时间，让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来消化理解这个事情。思考一下以后要如何加强对学生的教育，让现在在校的学生，理解我当时讲的一番话，理解学校的立场。还有，也希望港专在今后的国情教育，和青年学生的品德教育方面，能够摸索出更有效、更符合年轻人特点的教育方法。

陈卓禧接受访问

谈爱国传统

当校长是被老校长“骗”来的

政知见：您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始终秉持爱国理念来自哪里？

陈卓禧：我的父亲就是很爱国的，也跟我自己的经历和前辈们做出的榜样有关。在我小时候，香港还是殖民地，能够深刻感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比如种族歧视，华人小孩和白人小孩在街头打架，受罚的都是华人小孩。

我的前任校长邹钰瑛高中毕业的时候非常好，但她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到工人夜校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放弃了发展机会还要承受低薪，当时港专没有拨款，只收一点学费，老师的工资只有社会工资的几分之一，经济压力很大。上个世纪50年代还有一位老师，是中山大学的毕业生，这都是天之骄子，来学校当教员，就住在山脚下的木房子里，有一天下班回家发现，山上的石头滚下来把他的房子都砸烂了，他还说“幸好我去上班了”。

这些事情都一直激励着我。

政知见：您曾经在香港无线电视台工作过，也是我们的同行，为什么会去港专做校长？

陈卓禧：我是被老校长“骗”来的。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也在港专兼职。1993年，经过与当时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沟通交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在香港设立考场，地点就是港专，老校长就邀请我回去做专职的职员。

我本来的打算是做满4年就回到媒体，因为1997年香港要回归，我希望能够作为媒体人在现场进行报道。后来老校长说服了我，留在学校，在1997年9月1日，我成为了港专的校长。

政知见：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留下了？

陈卓禧：我留下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想法。

我想做“打牌人”，不想做“旁观人”，希望用自己实质的工作，给香港的教育和爱国事业做点事情。这是旁观者跟局中人的分别。

政知见：不后悔？

陈卓禧：不后悔。港专是一个很大很好的平台，能够让我发挥，和实践我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虽然很艰难，但是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确实对社会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包括对政策影响。

举个例子，有段时间，政府推出再就业培训，允许试点的机构都是公办机构，港专是唯一的民办团体。公办机构的方案都是要政府先投资，几十万到一百多万不等，然后再开设课程，这样培训就不能马上开始。我们提出的方案就是先开展培训，然后三五年之内拨款机构再将钱拨付给我们。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很多工人、市民失业，短期内需要大量培训，我们这个方法就解决了燃眉之急。此后再有类似事件，也都延续了这个传统。

谈履职

做香港年轻人和内地的桥梁

政知见：您是港专第一位全国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吗？有什么提案带过来？

陈卓禧：受薪职员里面我是第一个，这也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肯定，我跟老校长也讲了，老前辈们都很高兴。北京我常来，但是这样参加国家大事还是第一次。第一天政协开幕式，在大会堂唱国歌，我还是很激动的。

提案方面，因为准备的时间很短，我也不太熟悉政协的运转，还在学习和思考。但有一个总体方向，要加强香港年轻人跟内地的交流和了解，这是我五年任期内最重要的工作，我想做一个桥梁，把内地的一些信息带给香港的年轻人。还有，是希望让更多香港青年参加祖国的发展建设。总理报告中提到的三大攻坚战，扶贫和污染防治，都可以让香港的年轻人、学者和知识分子参与进来，有政府合作，也有民间团体的参与，让大家从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变成一个局中人，亲身感受到国家是怎么样变化、怎么样进步的，建立对国家的认同和责任感。

（撰文 董鑫   摄影 魏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