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冉浩】

放生行为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以人们仁爱的朴素感情为基础，尽管这是我们民族的优秀品质，但善良与愚昧并不矛盾。

·渊源

我国民众的放生行为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我国之前。比如，《列子·说符》就记载了邯郸的赵简子元日(正月初一)放生的故事，彼时还是春秋时期，邯郸也还是诸侯国晋国治下的城市，但已经有了放生不如禁捕的先进观念。在后来的西汉，也有正月初一放生鸟类的习俗。

在道教崛起和佛教传入后，儒道佛三教在思想理念上存在一定的冲突，但在护生和放生的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均为支持和提倡，民间也多有行动者。比如，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王安石就是一位从市场上买鱼再往江里放生的名人，他的政敌兼好友——大文豪苏轼也曾经在西湖搞过放生池。

在我国，还有很多与放生有关的故事和传说。脍炙人口的《白蛇传》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关于放生和回报的故事，当然，它融合了更曲折的故事、更多的内涵和背景。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将蛇作为主人公，是因为民间相信蛇是有“灵性”并且可以修炼的，属于五大地仙门派之一的柳门。

陆上的动物可以修炼成妖，水里的动物则能修炼成精，龟鳖当属后者的主流门派之一。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八大王》也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放生故事：主人公冯生救了一只大鳖，后者为报恩借予他“鳖宝”，使冯生在三年内发家致富，跻身社会上层。事实上，蒲松龄写了不少与放生有关的故事，《聊斋志异》中有20多篇。

红耳龟已成为放生频率较高，又令各方有识之士格外担忧的动物之一

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积淀和传统，护生和放生行为一直活跃于民间。

·放生

现在有不少人在放生各种动物，一些放生活动相当盲目、混乱。

还有一些人以为，放生可以消灾或治疗疾病，甚至会在“大仙”的指点下放生。只不过这些人是为了放生而放生，并不在意被放生动物的死活。于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非常讽刺的场景，一边有人往河里倒鱼，一边有人趁机钓鱼、捞鱼，放生的人不闻不问，捞鱼的人兴致勃勃。

此外，还有一些放生行为给他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比如放生蛇类。这类动物被认为有“灵性”，如果是毒蛇，据说积德“刷分”更快。2012年8月，上海一码头惊现上百条在毒性上有争议的赤练蛇，引起船员和工人的恐慌；2015年10月前后，广西柳州市都乐公园内频繁出现毒蛇，经查也是放生所致；2016年4月，福建福州更是有人在小学附近放生眼镜蛇等剧毒蛇类……有人甚至专门做起了替人买毒蛇放生的行当，2016年还有行内人因此丧命。

放生正在变成一门生意。

不当放生也已经成为一股拉动宠物和野生动物贩卖市场的力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比如，原来没人捕捉喜鹊，但现在放生喜鹊的人多了，于是有了捕捉和贩卖喜鹊的行径。鸟类研究专家刘慧莉曾直言：“大家每看到一只活的放生鸟，其背后是更多的尸体，这意味着在粘网上和在运输过程中，都有大量的鸟类死亡。有研究人员告诉我，1只放生鸟背后是20具尸体。”

网中的候鸟（图/新华网）

如此乱象，从普通百姓到宗教人士，恐怕都要看得眼皮直跳、心惊不已。2014年，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道教协会分别向信众发布了关于“慈悲护生、合理放生”的倡议书。在这两份倡议书中，有几个关键词指出了放生活动到底应该如何做，分别是“随缘”、“择物”和“择地”。我们不妨在此基础上，结合生态学的观点，进一步将其细化，说说什么样的放生是合适的。

放生是对动物的一种救助行为。其前提是先要遇到需要救助的动物，因此放生不能有功利心，不能为了放生而放生。一些组织群众进行的放生活动也许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也值得商榷。

许多人集中进行放生，老人、小孩人手一份，如此多的动物，其种类和来源本身就值得怀疑。更重要的是，用于放生的动物五花八门，其生理特征、行为方式、栖息特点、被救助时间等各不相同，却要选择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放生，岂不怪哉？

而对放生种类来讲，养殖类动物和家养宠物要谨慎放生。一方面，它们很可能早已无法适应自然环境，放生相当于送死；另一方面，它们有可能对本土生态造成冲击。事实上，近年来很难治理的城市流浪动物的根源就在于弃养。出于同样的原因，栽培植物在移入自然环境时也需要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