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单独二孩”到2015年“全面两孩”，再到2021年“三孩生育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放宽生育政策。一连串政策背后的国家意图都旨在鼓励促进适度生育率水平，进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决策措施和规划，指明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口和生育重点任务，又有细化到操作层面的具体任务部署，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变动相互适应，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

家里的小哥哥在他四岁时突然一下子有了三个妹妹，三胞胎。虽然偶有矛盾哭闹，但四兄妹总体来讲还是相亲相爱。哥哥每天放学会带着妹妹们画画、玩耍，对妹妹们保护有加。家人中，妹妹们最喜欢的都是哥哥，有好东西都想着和哥哥分享。高寒/摄

生育政策逐步宽松 配套政策鼓励“敢生”

几十年来，我国生育政策伴随人口形势不断调整。梳理自2013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轨迹，可以看出，政策取向从紧缩型转向适度宽松型，同时陆续出台了多项相应的综合性配套政策。

原新认为，单独二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强调的是政策的宽松性。而三孩政策的调整和前两个政策不一样，它既进一步放宽了家庭生育孩子数量限制本身，同时更增强了生育政策的包容性，强调“配套支持政策”。

“一系列决策措施和规划，既有原则性、战略性的安排，指明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人口和生育重点任务，又有细化到了操作层面的具体任务部署。”他推算，如果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有效落地，“把目前约1.3的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孩子数）提高到1.5或1.6是有可能的，‘十四五’期间出生人口数量保持在1000万人左右还是有希望的。”

政策优化与未来生育效果

事实上，我国生育率下降的趋势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出现，1992年以来生育率就一直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处于低生育水平状态。

“在零值附近波动几年后，将进入稳定的、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是必然现象。换句话说，中国的人口规模已经达到了峰值14.2亿左右。”原新说。

这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口发展规律一致，即随着人们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升，女性受教育和就业情况的改善，出生率自然会走向下降。

我国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规模本来就在下降。而当她们的受教育时间越来越长，婚育年龄自然也随之推迟。年轻人养育子女的观念也有了变化，生育欲望下降，少生优生成为主流观念，“他们对孩子质量的需求远远高于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要看到，生育政策本身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生育率向适度水平迈进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原新说，在推行单独二孩政策和全面两孩政策的7年中，这种促进作用得到一定的体现，但是随后出生人口数据大幅回落。这也说明，单纯地依靠生育政策的优化和宽松，想达成适度生育水平的目标，仍然远远不够，还必须建立一系列与生育政策相互配套衔接的经济社会政策体系。

我国仍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

近年来出生率快速下降，让不少人开始担忧，认为推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对此，原新认为不必过分悲观，“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正在越关越小”。

一方面，在中短期内，我国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前几代人快速增长以及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带来的“人口红利”。即使转为人口负增长，人口依然处在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到2050年中国人口仍会保持在13亿左右的高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的压力不会改变，庞大人口和有限的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过去的经济高速增长依靠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和规模巨大的劳动力资源，收获的是人力资源型人口红利，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和劳动力价格低廉为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和产值，更强调整个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质量，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条件下，产业结构升级势在必行，人力资本型人口红利显现。

近年来，我国人口素质在持续改善。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接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人口数量累计已达到了2.2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4.4%，跨入普通高等教育普及阶段，“这为未来整个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奠定了人力资本的基础。”原新说，未来不但要把数量型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型人口红利，同时，还要把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红利充分发掘和开发出来，“这些都是收获新时代人口红利的基础，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机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