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樊鹏指出，在监管好技术巨头方面，许多国家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们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它们在应对互联网经济的时候，存在“租值耗散”的问题，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意志，都是分门别类地管理和进行分头行动，所以技术寡头很容易分而治之地去应对。

 “监管一个技术公司，它可能既是经济问题和创新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所以确实需要在统一的意志下，协调各方面推进工作。中国有这个优势，只要我们想做，就可以实现多部门的联动。”樊鹏说。

2020年7月，美国四大科技巨头CEO以视频方式出席国会反垄断听证会

数据是互联网企业的命脉，而互联网科技巨头能有如此高的估值，很大比例来自挖掘大数据带来的价值。大数据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寻求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并不存在东西方之别。

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中央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要素之一写入文件。

熊节指出，长期以来，数据如同一种“暗物质”，是互联网巨头的“隐形资产”，既没有对数据的价值进行财务意义上的估值和记账，也没有对数据的使用和利益分配进行必要的控制。

而中国明确数据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因为这就会产生围绕它的所有权和收益权的界定，“我们允许数据去集中，用效率最高的方式来运营，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它的所有权和收益权。”

在熊节看来，对于如何将数据创造的价值返还给个体，西方陷入了僵局，但西方的问题在中国有了很好的解决方案，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恰好为解决数据受益权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果能将个人数据的受益权纳入公有制国有经济体系，使全体人民都能切实地因为数字经济的繁荣、个人数据的增值而受益，这才是解决数据价值分配问题的正确方向。

图源：IC Photo

赵燕菁认为，“大数据”是平台企业与大众在交易“数据”时共同创造的。但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都将“大数据”的产权武断地界定给了平台企业，原因就是前面讲到的初始产权——初始产权没有给到平台公司，就根本不会有平台。

真正的问题是平台企业本身一定要私有吗？要回答这个，就必须触及到一个常被讨论的话题——公有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破除具有“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开始的，公有制的特点，就是追求资产安全，而与风险厌恶共生的就是难以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中国目前还是实行“大锅饭性质的公有制”，根本就不会有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代表的一批平台企业。

但私人创造，却不一定意味着私人拥有。一旦普通企业发展为平台企业，也就开始了从私有企业逐渐向公有企业（public company）的演化。最典型的平台就是政府。政府诞生于为所有人提供财产安全的需求——居民只要给政府交税，就无需自己去供养一支军队。由于平台的规模效益，政府从创立伊始就是天然垄断的。随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增加，政府就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运行的平台。政府也从普通企业变成平台企业，其所有制也逐渐从一开始的私有变为混合所有，乃至彻底公有。

政府平台化后其所有制从私到公的制度演进历史，有助于我们预判基于数据的平台企业未来可能的演进方向：平台企业被私人创造出来后，其公共的属性，决定了它也一定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公众公司（public company）。

平台企业内在逻辑决定了：（1）凡是保留了私有的平台企业的地方，最终一定会产生系统化的贫富分化；（2）凡是有系统性贫富分化的地方，你都可以追溯到深层的平台私有。互联网企业在其发展的最原始阶段，存在诸如私人“跑马圈地”的现象实属正常，就像最初的政府也是私人企业一样；而一旦互联网企业演变为大数据平台企业，贫富差距就会迫使它迟早会演化为某种形态的公众公司——这要么是通过以自我演进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创新实现，要么是通过以某种外力迫使为主要特征的制度革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