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落地

其实，《意见》中对如何推进“双减”措施，已有部署。

首先，在全面开展治理工作的同时，确定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市为全国试点；其次确定了预期目标：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1年内有效减轻，3年内成效显著，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显提升。

雷望红表示，“双减”政策对学科类培训机构将产生巨大冲击，这是为促进教育公平而不得已采取的必要措施，但同时也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

首先，便是数以千万计的教育服务行业人员的就业问题。

去年12月，《中国教育服务产业市场分析与就业效应测算报告》显示，中国教育服务产业市场规模2020年预计将突破3.3万亿元，总就业人数突破1000万，并在快速增加。

然而，“双减”政策的落地对教育培训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8月17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7月求职的原教培从业者中，51.4%已为离职状态，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近四成教师/教务人员选择转岗，行政、人力为首选。

除就业问题，收入的骤降也让很多前教培从业者头疼。观察者网经统计后发现，该专场招聘会涵盖房地产、信息技术、通信、生物制药等行业，待招岗位多为销售、运营、技术。对于占大多数的销售岗位，月薪则在3000-7000元上下浮动。而据前程无忧统计，教培行业此前薪酬中位数在月薪7500-8500元左右。

其次，多家教培机构停课后，家长遇到了退费难的问题。

据澎湃新闻消息，“ABC360（伯瑞英语）”、“斯坦利”等教培机构近期陆续停止暑期课程，家长要求退回剩余课程的款项未果后建起了维权群。目前，仍有多名消费者与上述机构未达成最终解决方案，已有监管部门入驻伯瑞英语清查公司账目。

《北京日报》梳理北京12345热线统计发现，从7月1日至27日，市民反映培训机构退费问题的诉求超过4000件。“双减”措施出台后，仅7月25至27日中午，涉及培训机构退费的相关诉求就达到1084件。

斯坦利学员家长排队要求退费

8月17日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新闻发布会，谈到了外界关心的教培人就业和家长退费难的问题。

北京人社局新闻发言人陆晓播表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且80%以上为“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这些人员是我们宝贵的人力资源财富，北京人社局对做好这些人员的就业服务工作高度重视。”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副总裁李亮在发布会上做出承诺，表示对于学生退费要求，新东方一直坚守“无条件按比例退费”承诺原则，对于报名后未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无条件给予退费。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除新东方外，学而思、高思教育、VIPKID等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已经明确了退费原则和线上线下退费渠道。

8月1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

8月24日，上海发布“双减”工作实施意见，对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作出了具体部署。

《实施意见》明确，统筹做好面向3至6岁学龄前儿童和普通高中学生的校外培训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严禁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

8月25日，北京市再次举行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双减”工作推进情况。

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副总队长、督办贺捷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已检查线上线下培训机构共万余次，与教育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228次，累计立案586件，结案233件，处罚172件，罚没款共计1534.54万元。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对学而思、新东方等4家机构分别给予50万元或7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作业帮、猿辅导2家机构分别给予250万元顶格罚款的行政处罚，并进行集中曝光。责令63家无证培训机构停止办学，并处罚金311.33万元。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表示，将持续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各区教委将分批向社会公布已批准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即“白名单”）。

“政策将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近一段时间，社交网络上出现一种观点，即学科类培训机构无法生存，不意味着学科类培训的彻底消失，之后家庭教师、私教等一对一的课外教育模式会大量出现。

此外，中信证券同样预测，高考指挥棒的存在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使得对校外学科类培训的需求继续存在，而本次政策更多影响的是行业供给。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雷望红认为，这个担忧还为时过早。首先，从国情来看，大多数家庭还是中产、甚至是“伪中产”，没有请私教的实力；其次，学生可以在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服务，即使部分学生家庭请私教，也不会冲击主体力量。

至于限制学科类培训，会不会导致书法、乐器等素质教育培训泛滥？

对此，雷望红告诉观察者网，学校和校外培训机构之间存在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双减”政策在于重新强化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将教育主导权交给学校。这就意味着，学校至少将面临三个层面的变化：学生在校时间会增加、教学工作内容会增加、学校管理责任会增加。

她说，当学生回到学校后，学校可以利用延长的教学时间开展素质教育服务，这自然可以压缩校外培训机构的时间和空间。与此同时，学校也要相应重新调整不少原有的教学习惯，挑战同样存在。

雷望红在接受采访时还提到了“双减”工作的一个关键主体——教师。她说，学生在校时间延长也意味着，教师的功能角色将被重塑，教学任务也将增加。

但她同时表示，校外培训机构的退场，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教师的压力。以前的问题在于，教育的主导权掌握在家长手中，家长因为无法承接便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将教育任务转给市场机构。这个时候，教育过程中出现了多方主体，无序的市场机构便会在教育理念上和教师产生冲突，导致教师负担加重。

“双减”政策的落地，对学校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雷望红建议，学校应发挥好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设法通过给予教师激励、与校外组织或机构合作等方式发掘校内外资源，做好知识教育与素质教育的衔接和协调工作，不断增强学校对于学生的影响力，强化学生对于学校的认同和依赖，减轻家长的教育压力和焦虑。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钟秉林则提醒，政府要履行在提供公共教育服务中的责任，支持学校开展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并统筹考虑教师的工作负担和相应报酬；同时也要避免过度包办的现象。严格规范校外教育培训，也要注意发挥教育培训市场的有益补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