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与中国相似，所以单凭演出收入很难糊口。大部分普通艺人还做点其他营生，比如卖乐器、教学或其他小生意等。JAVN乐团的乌德琴手开了小咖啡店；歌手业余开大巴；一位打击乐手在私人音乐学校当老师。

JAVN的队长叫那瓦，是专职艺人。他生于1970年代，在波斯湾边听着两伊战争的炮火长大；少年成名，从不循规蹈矩，既“坚定执着”又“游戏人生”。一方面，他代表了一代特殊的伊朗人——爆发于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40年的亲历者，经历了战争与战后艰难的社会环境，“及时行乐”的思想贯穿生活始终；另一方面，从一个小城市的无名小卒到全国知名艺人，人生极富戏剧性。

那瓦在乐队中演奏波斯风笛，他对“如何提高自己的名声”有着异常灵敏的嗅觉。在粉丝们的认知中，JAVN乐队=那瓦，大家对乐队其他成员的名字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一来，有无合同便不是问题，只要保证自己在粉丝中独一无二的地位，那瓦可以随时换人。

其实这两年，乐队成员已经悄悄换了三四个，大体原因是“乱说话”、“不听话”，或者“业务不够好”。最近，驻场12年的歌手也被换掉，但是丝毫没有动摇JAVN在伊朗的地位，音乐会门票场场售空。而离开JAVN的人，却很难在音乐圈找到更好的位置。因此，这种换人也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那瓦的绝对权威越发不可侵犯。

“他才不是音乐家，他可是位政治人物！”一位布什尔青年这样评价那瓦。当然，从管理者的角度，他的做法无可厚非，这也是JAVN能够生存那么多年的原因。我大学时也曾走穴，深知管理一个乐队非常不易，没有稳准狠的手腕，小船说翻就翻。

曾经一度认为，像那瓦这样的人，对人生目标应该是有明确规划的。而经过几年接触，我发现并不是这样。他的精明强势中还包裹着强烈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肆意情怀。作为公众人物，那瓦的有些言行让我觉得像是在玩火。“我哪管的了明天？明天说不定就死了！”话音刚落，他放荡不羁的眼神即刻被一丝难以察觉的忧伤带过。

这种忧伤是熟悉的。那是不可触碰的话题。我曾口无遮拦地跟那瓦谈论过两伊战争。他一改平日老练婉转的说话技艺，“我恨战争！”他的冷漠不加修饰，也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发呆，整个空气都被忧伤凝固住了。

那瓦对“理想”这个词显得很犹豫，他沉思许久，给了我一个略显无奈又无懈可击的回答：让世界更多的地方知道布什尔的音乐吧。的确，对于这个目标，那瓦和他的JAVN乐队一直在实践，他们非常积极地寻找各种国外音乐节和演出，即使没有报酬，JAVN也会欣然接受。“International”是那瓦经常提起的词。这似乎也是伊朗音乐家们所追逐的最高境界。正因如此，马友友丝路乐团成员伊朗卡曼恰演奏家kahlor在伊朗国内非常受尊崇。

后来，我渐渐明白，那瓦对音乐“理想”的迟疑，是有原因的。与中国的境况完全不同，音乐活动在伊朗非常艰难。公开的音乐会需要政府颁发许可证，即使有了政府的许可，演出也会因为宗教部门反对而随时取消。这种反对经常毫无原因。有一次在伊朗宗教城市马什哈德，买了票的观众到了音乐厅门口，等来的却是音乐会取消的布告。

最夸张的是2018年4月JAVN乐队在布什尔的一场非营利性演出，事先拿到了政府的许可，还是打着纪念某伊玛目的旗号，而表演进行到一半，宗教部门前来断电，演出被迫中止，数千人的广场顿时黑压压一片，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发生踩踏伤亡。

很快该事件在伊朗全国引起了热议并持续发酵，民众慷慨激昂谴责宗教部门手臂太长，为JAVN乐队忿忿不平，几位漫画家还为此进行了讽刺性创作。虽然JAVN在社交平台上显尽委屈，但私下揣测，该事件的结果也应该让那瓦颇为得意——他又火了一把。哈桑曾经跟我提起，JAVN乐队在布什尔省）和法尔斯省无法进行商演，而这两个南部省份正是JAVN粉丝群体最密集的地方。

究其被封杀的原因，大约是某年宗教哀悼日，JAVN在国外参加音乐节，这是对宗教领袖的不敬。事实上，宗教部门封杀的不是JAVN，而是那瓦。JAVN可以在布什尔演出，但是那瓦不能上台。而少了那瓦的JAVN，观众是完全不买账的。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让JAVN赚足了同情，但同情不是面包，不足以果腹。失去了布什尔和设拉子的庞大市场，JAVN损失的是唾手可得的可观收益。并且随之而来的音乐周边活动如新歌发行等也受到重创。那瓦为此非常苦恼。太多的未知和突如其来的变数，让他每每饱满的理想，又干瘪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