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关于“信息公开”存在的重要问题

武汉疫情披露不及时让我们发现了问题，并且让《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原则和价值得到了重新发掘，并开始注重该法与其他单行法之间的一致性和衔接性。该事件之后，有学者开始呼吁尽快修订《传染病防治法》，以保证其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确立的精神和原则相一致，改变原有的“条”重于“块”的体制色彩。这既是对《突发事件应对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的肯定，也是具体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上的进步。

但笔者认为《突发事件应对法》作为我国应急管理领域龙头性法律，虽然在原则理念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其与配套规定以及具体操作适用上仍存在严重混乱。笔者甚至认为，上述论及的疫情披露不及时，以及《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传染病防治法》之争等等现象，某种程度上与这种混乱存在一定联系，甚至诱发了疫情信息公开的混乱和无序。具体问题笔者分述如下：

（一）“突发事件”缺乏全国统一的分级标准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规定：“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因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四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

从上述规定可知，四级突发事件的分级标准是什么？预警、响应主体分别是谁？《突发事件应对法》并没有明确界定，而是交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但是目前我国尚无法规规章对突发事件分级作出统一规定。

根据之前所述，我国应急管理一直以来是分类、线性管理的，换言之，各类不同的突发事件有着各自不同的分级标准。至于各类突发事件的详细响应等级以及预警等级划分，实践中则要需要参照各类专项应急预案来判定。比如，国务院先后发布的各类专项应急预案有：《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国家通信保障应急预案 》、《国家核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 》等。

这些专项预案与总体预案一起构成了我国的全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体系。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事件的应急预案的分级标准各有不同，但是事件的定性本身就会导致时间的拖延和不同责任主体相互的推诿。例如，2015年6月1日“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湖北省、重庆市、交通运输部、湖南省等前期都就责任主体而发生争论，同时，该事件到底由气象原因引发，还是安全生产事故，适用什么应急预案，也引发各种争论。

此外，实践中预案除了专项领域不同外，还包括各种不同类别，比如总体预案、专项预案、部门预案、地方预案等各种类别。某些地方法规甚至还授权“各地可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订适合当地情况的应急响应级别”，而各地分级标准也并非由地方法规制定，而是由某些地方政府部门制定。因而如此一来，事件级别、预警级别、响应级别不仅有不同领域的级别、不同类别的级别，还有了各级政府的级别、不同政府部门的级别。因此，在每项具体的突发事件中，分级标准最终在一片纷繁芜杂中，被具体化、个案化。而上述信息一经向公众发布，红橙黄蓝满天飞，普通老百姓根本搞不懂是哪级政府的级别，也不明白这些不同等级、不同的类别的级别之间具体有何区别和联系，对外发布的意义已经减半。

（二）突发事件上报之后，“分级负责”权责范围不明

《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突发事件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不能消除或者不能有效控制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的，应当及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措施，统一领导应急处置工作。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从其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积极配合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指挥机构，统一领导、协调本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开展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上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指导、协助下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应部门做好有关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