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化的中国议题

在此前的历届韩国总统选举中，中国议题可能从未像今天这般“重要”。如果之前的选举中有“北风”刮过，那么这次可以说是“中风”渐起。

尹锡悦政府自戒严事件发生后就公开发表“中国间谍”言论，甚至将其作为戒严理由。不久后，韩国极右保守媒体就爆出“99名中国间谍在戒严令期间被拘留”等荒唐传言，后虽遭到驻韩美军否认，该谣言依然在保守派选民中不断扩散。

此外，保守派还不断炒作“中国介选”议题，将中国政务服务热线“12345”曲解为“选举服务器密码”，暗示中方黑客操控韩国投票系统，质疑选举公正。

另一方面，保守势力将中国议题锻造为政治斗争武器，借韩国民众对华负面认知攻击李在明。例如，国民力量党将李在明“不在中美间选边站”的实用主义立场，扭曲为“对华投降”；针对李在明不要介入台海问题对大陆和台湾岛均表示“谢谢”的发言，金文洙和李俊锡更是发起联合攻势，极力为其贴上“亲华”甚至“卖国”的标签。

2024年3月22日，共同民主党代表李在明访问忠清南道唐津市唐津市场称：“为什么要招惹中国？”紧接着做出两手交握的姿势说道：“对中国大陆说‘谢谢’，对台湾地区也说‘谢谢’就可以了，干嘛总是到处惹事。”

中国议题在选战中陡然升温，既折射出中国对韩国影响力的客观提升，更暴露了韩国在中美博弈加剧下的深层战略焦虑。

然而，为何有人不断炒作中国议题，并将其推向争议漩涡的核心？笔者认为这其中存在“三大推手”：

一，“中国威胁”是尹锡悦内政溃败最好的“替罪羊”。尹锡悦弹劾案引发了保守阵营的合法性危机，继续鼓吹“中国威胁”、“中国阴谋”不仅能够成为保守派转移焦点的最佳工具，还能借“中国介选”、民主党“对外勾结”等叙事为尹锡悦发动戒严和延续保守派执政提供正当性与合理性。

二，有的人依然想走尹锡悦对美“价值外交”的老路。尹锡悦政府以“价值同盟”之名推进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强化对美安全依赖。因此，坚持重视美韩同盟传统的国民力量党，希望借对李在明的“亲华”打压，强化自身在中美间“战略站队”的偏好宣示，同时巩固保守派的基本盘。

三，操纵“国民对华负面认知”这张牌仍然好用。自萨德事件以来，韩国国民对华认知呈现持续负面化倾向，所谓的“中国工程”问题极易引发民众情绪，而尹锡悦的涉华阴谋论主张更是加剧了民众的“厌华”情绪，在韩中国公民遭歧视事件屡屡被媒体报道。因此，国民力量党不仅“积极利用”这种既有认知，更是“主动参与”民众对华认知的塑造与极化——将民众的焦虑整合为排外（华）情绪，从而实现工具化“中国议题”来打击政敌。

愈难弥合的社会鸿沟

韩国社会的深层裂痕远非新鲜议题，学界普遍将其概括为地域对立（湖南VS岭南，这里的“湖南”指韩国西南部的全罗道地区，而“岭南”相当于庆尚道地区）、意识形态撕裂（进步VS保守）及代际冲突这三大传统断层。然而近年来，阶层矛盾激化（财阀垄断加剧贫富分化）、性别战争白热化（女权主义与“厌女”文化）、涉外议题民粹化（如“反华、反日情绪”的工具化）等新型冲突不断涌现，并与传统断层深度交织、共振叠加，持续加剧社会撕裂与对抗。

尹锡悦在2024年底颁布的“紧急戒严令”就如同一把利刃，将韩国社会本就深刻的裂痕进一步撕开。在戒严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弹劾风暴、司法调查与选举政治的叠加作用下，进步与保守阵营的对抗已从政策分歧升级为身份对立。

4月4日，韩国宪法法院代理院长文炯培宣读弹劾案裁决书——继2017年3月时任韩国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下台之后，时隔8年时间，又一名代表韩国保守派政治势力的总统尹锡悦被弹劾下台。

政治精英们深知：煽动恐惧远比凝聚共识更易动员选民，撕裂社会比弥合裂痕更益收割选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一面高呼“统合”，一面系统性利用社会分裂攫取权力。当候选人用“咖啡成本论战”替代经济改革方案，以“司法丑闻互怼”挤压政治极化解决方案讨论时，所谓的“社会弥合”就彻底沦为了空洞的选举话术。

其实，历史早已写下剧本：朴槿惠倒台后的文在寅曾誓言“终结仇恨”，最终却陷入“清算积弊”的漩涡；尹锡悦上台时高举“统合救国”，仅两年便用戒严令撕裂社会。韩国政治的悲剧性循环，恰如托克维尔预言的民主悖论——“多数人暴政的枷锁，常以人民之名锻造。”

新政府的上台，或许能为韩国政局按下短暂的休止符，但它亟需以制度革新（总统制修宪等）阻碍“复仇周期”的重演，以文化重建（国民对话、去意识形态化）来修复信任，否则这终将成为暴风雨再次来临前的虚假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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