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前往俄南部的黑土区乡村调查，村长见到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我去所在区（相当于我国的县）的移民局办理“落地签”。区移民局表示没有权限批准我在村中长期居住，最多只能批准10 天。后来，我拿着莫斯科大学的介绍信找到州移民局才获得批文，但这个批文只能允许我在这个村庄住一个月。

不过，刚性的制度下也有可转圜的方式，移民局官员告诉了我在当地长期居留的诀窍：批文只写了居留的时限，但没有标明次数。我在这个村子每住满一个月后只要离开几天，便可再来办理为期一个月的“落地签”。我就以这样的方式在当地“合法”地居留了几个月。回到区移民局办理“落地签”时，需要房东和我同去。“落地签”上除了写明我的详细信息，还要写明房东的住址、姓名、联系方式，最后还需要我和房东签字。当时，移民局长对我的房东说：“他（指我）出任何事情你都要负责，他离开时，一定要把落地签还回来，如果提前离开，也要和我们打招呼。否则，就会面临高额的罚款。”

合法身份对于“外国人”而言尤为重要。我在俄罗斯的感受是，外国人享受的是“低国民待遇”。马路上，警察经常要求外国人出示证件（документы）。在这里，“证件”一词用的是复数，可见其复杂程度，包括护照、签证、落地签和移民卡[10]。只有证件齐全才能证明“外国人”完整的合法身份，任何技术上的错误（即便是一个字母错误）都会使这种合法身份瞬间崩塌，立刻被归入“危险的外国人”之列。

俄罗斯对“外国人”的警惕与戒备让我特别没有安全感，即使是证件齐全也可能不断地被警察、移民局盘查。正是外国人合法身份获得的复杂性，使得办理“落地签”存在很多灰色空间。外国人离开签注地去外地，可以与当地的宾馆和民宿协商，不在当地移民局办理“落地签”，这样就避免了对外国人行动轨迹的跟踪以及回到签注地后再办理“落地签”的麻烦。如果属于不办理“落地签”或面临签证超期的“黑住”，外国人也可以通过贿赂警察和当地移民局以躲避检查和数额巨大的罚款。

对于调查者而言，合法的居留身份是进入田野的前提，这可能是所有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调查者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其区别可能仅在于获得居留身份的难易程度。对我而言，获得田野调查所在社区合法居留身份的坎坷经历，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俄罗斯对“他者”的态度和刻板制度下的有弹性的生活实践。

二、社会关系构建的“我们”

回到本文之初提到的教堂的场景中，执勤妇人将我排斥在“我们”之外的依据显然不是我的证件、外国人身份，她的判断依据只有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不是教名，我写在字条上的名字是用俄语拼写的中国名字。在当地社区中，名字是社会关系的表征，名字中可以透露出亲属关系、家族、宗教信仰等诸多信息。在后来的田野调查中，我发现在村民普遍以东正教为信仰的村落，如果没有东正教徒的身份，个人会被排斥在社会关系构建的“我们”之外。

在俄罗斯，东正教徒取名的方式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只有在东正教文化脉络中才能理解他们的名字。教名是在洗礼仪式中取得的，是成为东正教徒的重要标志。在黑土区乡村，孩子出生后不久就要来教堂接受洗礼。在洗礼仪式中，取教名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取教名的依据是东正教的“人名历”（календарь имени），该人名历记录着东正教圣徒生卒纪念日。神甫会根据孩子的出生日同哪位圣徒的纪念日相近而为其取教名，教名就是这位圣徒的名字。

取了教名之后，同名的圣徒和受洗者之间便建立了联系，该圣徒是受洗者的“主保圣徒”。一般情况下，家里的圣像角里会摆放家庭成员的主保圣徒的圣像。受洗仪式之后，受洗者便正式入教，受神的庇佑。教名连通了世俗和神圣空间，主保圣徒的精神气质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同名的受洗者。拥有教名的信徒才能参加教堂的仪式，享受教堂为其提供的服务，生时祈福，死后安魂。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都习惯于互称教名[11]。个人的名字成为群体认同的最为基础的标记，名字尽管是赋予个人的，但本质上还是群体性的、社会性的。在东正教的文化空间里，教徒的名字承袭自圣徒先贤，并与之建立起精神联系。在所在的社区中，拥有教名也是东正教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判断“我们”的重要依据。名字有如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个人有名有姓，自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否则必将陷入绝望。[12]这种安全感来自于社会（社区）成员的身份，这个身份能享受“我们”（社区成员）所拥有的权利。在本乡本土的条件下，社区成员的身份往往被忽视，而在异地、异文化的场域里，社区成员的身份对于外来人而言则变得十分清晰和重要。

在黑土区乡村，人们认为没有经过洗礼的“灵魂”是不洁净的，因此，没有教名（没有教徒身份）的人在当地社区中是“危险”的存在，即所谓“无名的恐惧”（nameless fear），是各种恐惧之最。[13]这种恐惧是社会赋予的，是在区分“我们”与他者的过程中建构的。在黑土区乡村，人们认为，“不洁净的”灵魂生时不被神庇佑，死后也不能升入天堂。传统上，村子里“不洁净的”死者是不能进入墓地的，要单独下葬，其墓地要做出特殊标记。

据村里人讲，这些“不洁净的”灵魂无法安息，在尘世四处游荡，是邪恶和可怕的，而没有受过洗礼的孩子也会受到“不洁净的力量”[14]的侵害。这些不洁的灵魂在当地的民间传说中被赋予了人鱼、妖婆的形象。总之，在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族聚居的黑土区乡村，社区成员身份与教徒身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东正教信徒看来，共同分圣餐、体圣血后，彼此之间便是兄弟姊妹的关系了。没有东正教徒的身份，很难与其他社区成员建立正常的社会关系。

格鲁吉亚，许多家长争相安排自己的新生儿在“洗礼节”到最大的教堂接受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亲自施洗，以成为大主教的“教子”为荣（图源：新华网）

因此，即使是在无神论运动最为严苛的时代，黑土区村庄里很多人还是秘密地为自己的孩子洗礼。我访谈的大多数出生在苏联时代的村民都曾受洗，他们普遍的说法是，家里的老人认为不受洗的孩子会经常生病，受到“不洁”灵魂的侵扰。在黑土区乡村，共同的教徒身份被格外珍视，这是一种集体的身份认同，就如传统时代的村社社员、苏维埃时代的集体农庄庄员一样。如果没有集体身份，则很难在社区内立足。

在希绍夫卡村教堂，我曾遇到过一位从中亚迁回俄罗斯的女人。她的祖籍在该村，她的父母在苏联时期迁往中亚定居，她在中亚成为穆斯林。苏联解体以后，她迁回祖籍地，想改信东正教，参加教堂的礼拜。她的请求虽未被拒绝，但每次礼拜时，她都远远地站在一边，明显与其他信徒保持距离。这个女人虽有俄罗斯国籍，有当地的户籍，但没有被承认的教徒身份，同样很难融入当地社区。

民族志学者在社区的社会生活中，外国人的身份演变成为“外族人”或“异教徒”，在当地人的观念里，外人进入本社区会带来危险，类似于“不洁的力量”。在希绍夫卡村，曾发生过一次“指甲刀事件”。刚进入村子时，我自己去找退休教师罗扎访谈，但被她拒绝了。为了能和她建立良好的关系，我便送给她一个从中国带来的用景泰蓝工艺制作的指甲刀作为礼物。当天半夜，罗扎给我的房东打电话说道：“住在你家里的中国人给了我一个神秘的东西，不是项链，不是耳环，也不是戒指。它五颜六色的，放在那里，会不会有什么魔力。我没有接受他的请求，他是不是在报复我？我非常害怕，以至于到现在还睡不着觉……”后来，在房东的解释下罗扎才平复心情。我想，如果是村里人送她一个新奇东西，她一定不会如此紧张。只是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我这个“外人”（异教徒）身上，才会酿成“指甲刀事件”。

在黑土区的其他村庄，我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村里的人可能要比移民局更早发现我的存在，在路上遇到，都会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他们在背后都会向房东打听：“你是从哪把他弄来的？”而这种情况是我在莫斯科、沃罗涅日这些大城市不曾遇到的。究其原因，城市里人员流动性高，外国人并不鲜见；再有，当地社区需要外来者嵌入社区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外来者在社会关系中没有位置，自然会被视为危险的存在。

当我发现，名字变成阻碍成为“我们”的因素时，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可能是融入当地人生活的敲门砖。在开始学习俄语的时候，俄语教师都会给我们取一个俄语名方便课上交流，但只有深入当地社区，才能明白俄语名背后的意义。根据我的姓氏谐音，我的房东给我取了一个俄语名“米哈伊尔”（Михайл）。“米哈伊尔”是《圣经》中天使长米迦勒的名字，也是俄罗斯人特别喜爱的名字。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位沙皇便名为“米哈伊尔”，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也叫“米哈伊尔”。“米哈伊尔”还有一个指小形式（爱称）是“米沙”（Миша），亲人朋友经常用“米沙”来称呼我，显得非常亲切。在俄罗斯的童话中，“米沙”通常也是熊的爱称，憨态可掬的熊是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形象。人们对熊的喜爱也会移情至“米沙”这个名字，对于取名“米沙”的我，自然也不会感到反感。自从我的名字从汉语名字变成“米沙”之后，与当地人的交流变得更为顺畅了。米沙这个“拟教名”为我在教堂里参加各种仪式提供了方便，在聚会、节日仪式中，我的名字也被编入祝酒词和快板歌里。这让我倍感亲切，也给当地人提供了安全感。

想要顺利地完成田野调查，成为社区认可的“我们”，不只是取一个名字那么简单，还需要密织社会关系网。房东是我在村子里关系最密切的人，通过房东的介绍，我认识了村庄里更多的精英，如村长、教堂里的神甫、学校校长、文化宫主任、供销社经理、社会工作者、农场主……之后，再请他们介绍村子里的其他村民和我认识，让村子里的人都了解我所进行的调查工作。这就让我在社区的社会关系中有了一个位置，虽然这个位置并不完全稳固，但我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以及转化而来的社会资本，足以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关系，这要比初入社区时作为一个“危险的外来者”有益得多。在社区接纳我作为一个无害的，甚至有些讨人喜欢的调查者以后，再没有出现“指甲刀事件”式的窘境，田野调查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

三、文化认同上的“我们”

教堂执勤妇人的话中后半句更值得玩味：“не русская душа（不是俄罗斯人）。”在教堂，教徒都是用“душа”（心灵）一词来表达，在他们的观念里，与身体相比，人的精神性更被强调。“русская душа”（俄罗斯心灵）不仅指“俄罗斯性”，更是指俄罗斯人。如果说获得合法居留身份是在田野调查地居住的法律合法性、在田野调查社区获得承认和认可是社会合法性，那么，要真正融入社区，成为文化意义上的“我们”，则是要成为具有“俄罗斯心灵”的人。

图源：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在田野调查中，当地人和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你要想了解俄罗斯，必须首先成为俄罗斯人。”当然，这里的“俄罗斯人”不是民族身份或者国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是服膺和践行俄罗斯文化的人。房东家的男主人要按照他的标准把我培养成为“俄罗斯男人”：要成为家里的“沙皇”，保护弱小的女人、孩子；做男人该做的事，能干重体力活，会开车、射击；懂得幽默，能把忧愁付之一笑……他甚至还教我很多只能在男人堆里说的俚语和骂人的话。

房东家的女主人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她会在节日里领着我去教堂礼拜，教我如何随着神甫的指令用三指画十字、跪拜。我也会参与俄罗斯的传统节日：在谢肉节参加广场上的竞赛和狂欢；在新年与俄罗斯家庭围坐在新年餐桌前畅饮、守岁；复活节时随着房东去教堂圣化食物，去墓地和逝去的亲人相聚。在教堂里，经常会有人送我圣经，让我理解东正教徒的生活，并劝我皈依东正教。

在与俄罗斯人的接触中，他们会因我习得俄语的歌谣、仪式、习俗而感到欣喜，我也得以借此快速地与他们拉近距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俄罗斯文化的尊重，以及对俄罗斯文化价值的认同。在我看来，俄罗斯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将深入其中的“他者”塑造为“我们”。在俄语圈，很多学习俄语、在俄罗斯留学和访学的人都对俄罗斯文化有着很深的情感。他们爱围着俄式传统围巾，爱吃黑面包和酸黄瓜，爱唱俄罗斯歌曲，热爱俄罗斯文学。从他们身上也能感受到俄罗斯文化的塑造能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