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本人在俄罗斯黑土区的田野工作，最为深刻的感受便是从“他者”转变为“我们”。这种转变是调查者主动采用各种策略获得在当地社区的合法身份，以克服进入和融入田野点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此同时，异文化也存在将“他者”塑造为“我们”的机制，调查者越是深入田野，越能感受到异文化的吸引和塑造力量。在“他者”与“我们”的互动与转换中，调查者获得了认知和深描当地社会的机会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研究更具优势，对已有的研究进行回顾和反思，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撑。

【文/马强】

2009年春夏之交，我在俄罗斯南部沃罗涅日州顿河边的拉特诺耶村[1]进行田野调查。住到村里的第二天，房东薇拉便让我随她去村里的教堂参加圣三主日[2]礼拜。薇拉[3]人如其名，是虔诚的东正教徒。圣三主日早上，薇拉很早就叫我起床，还塞给我两张字条：一张字条抬头写着“祈祷健康”（о здаровье），另一张上画着东正教十字架。

薇拉向我解释道：“前一张是为自己和在世的亲人、朋友祈祷健康，后一张是为逝去的亲友安魂。在字条上写上他们名字，交给神甫，神甫会在礼拜中为这些人祈福、安魂。”

按照薇拉的吩咐，我在“祈祷健康”的字条上写了自己的名字，是用俄语拼写的汉语名字。教堂钟声在清晨响起，我随薇拉走进村中心弥散草木清香的教堂，按照薇拉的指示，我把字条交给教堂执勤妇人。她拿着我的字条看了半天，最终没有接受我的字条。她对薇拉说：“他不是我们的人，不是俄罗斯人（не наш, не русская душа）。”

中央黑土区地理位置（图源：维基百科）

教堂里执勤妇人的话让我印象深刻，也思索许久：谁是“我们”？如何成为“我们”？回顾我在俄罗斯黑土区的田野调查，这两个问题萦绕始终。

简言之，如何处理调查者和当地人、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局外人/局内人关系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重要议题。通常，民族志学者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他者”，相应地，当地人更会把调查者视为“外人”。如果按照玛丽·道格拉斯的理解，调查者是闯入社区的“危险”的存在。人类学民族志学者进入田野并不只是进入调查的公共和私人空间，而是要突破“我们”的界限，融入其中。民族志方法要求调查者“在那里”（being there）以及积极参与身边的互动，研究者才能够更为切近地体验和理解“局内人”的观点。[4]同时，还要保持足够的理性距离以确保研究者能够批判地分析他们所参与的事件，便于对他们所研究的社会世界中的一些想当然的规则和期望加以确认和反思。[5]

以往的研究方法都在告诉初入田野的民族志学者，如何从局外人成为局内人，这是进入（浸入）田野的过程，民族志学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在俄罗斯的田野工作给我带来的最为切身的感受是，在调查者积极进入田野的同时，异文化的社区、群体中还有一种力量在排斥，甚或是吸纳和塑造调查者，也存在将“他者”塑造成为“我们”的力量。

2007年底到2010年初，我在莫斯科和黑土区乡村进行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我与我的调查对象之间在国别、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几乎所有维度都有很深的区隔，我成了所有维度、完全意义上的“他者”。作为一名尚未毕业的学生，我在田野调查中也无年龄和其他优势，缺乏调查经验和社会关系。相比于在国内的田野调查，海外田野调查的条件更为“恶劣”，跨越各种边界缺乏各种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6]

“进入田野”困难重重，拉特诺耶村教堂的一幕是我在“进入田野”过程中种种遭遇的缩影。对我而言，我并没有成功地“进入田野”，而是被“吸纳进田野”。我面对的“异文化”社区（群体）是一个强大的“场”，这个“场”对外来者有开放和包容的一面，前提是与其交往、受其塑造，从“他者”成为“我们”。以往，“局内人/局外人”的视角忽视了“局”（场）的能动性，将其设定为客观、刻板的有待调查者发现和阐释的存在。如今，人类学民族志方法早已不再如殖民主义时代调查者那般，在进入田野时内心带着居高临下的地位和道德优越感。中国人类学开展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有着中国人类学的深层哲学，不是关于“我”与“他者”的关系建构，而是关于“我”与“他”构成“我们”的关系建构。[7]如果说“合作民族志”是人类学界对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关系的反思，那么，从我进入田野的过程来看，“合作民族志”早已是进入、开展田野工作的前提。

自我和他者因互动而情境性发生的、超出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增量，才使得“做”民族志成为可能。[8]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民族志研究更具优势。调查者与当地社区有着更深的区隔、更远的距离，获得“我们”的身份不是天然而得，而是需要不断地适应和习得。这会让调查者有着更为敏感的文化自觉，对“我们”的塑造机制和实践会有着更为客观、清晰的认识。这是以“他者”为方法，[9]也是以自己为方法。当地社区通过各种维度的分类，塑造“我们”的界限和内外之别。在成为“我们”的过程中能更为深刻地理解这种分类、界限和运作机制，这其中，“我们”也有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从“他者”到“我们”是调查者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之后，再次跳出“我们”，成为审视“我们”的他者。正是在这个淬炼自我的过程中，才能对异文化产生层层剥茧般的认识。

一、成为“我们”的前提：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

在任何一个社会，“我们”的概念对社会成员都十分重要，被排除在“我们”之外的外来者总是被视为危险的存在。要让人们摆脱对危险的恐惧，就要把外来者放到适当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是在各种条件约束下形成的。

在俄罗斯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我对于划分“我们”和“他者”的界线十分敏感，这首先是源自我本身的“外国人”身份，而这也是所有从事海外民族志研究的调查者共同的心态。现代国家通过国民身份（或者称国籍）建立“我们”的共同体，“外国人”进入他国需要经过严格地登记和管控。对于调查者而言，这种管控更为严格，有些国家还会为其发放专门的调查签证。在俄罗斯，外国人在办理签证获准入境之后，还需办理“落地签”。“落地签”（регистрация）是在俄中国人的通俗叫法，其基本的释义为“登记”，即在移民局登记在俄居住地址和联系人。登记住址后，外国人会得到一张小小的灰色纸条（“落地签”），上面有身份信息、居住地址和居住期限，还有联络人的联系方式。外国人的居住地点要进行严格的登记，而为外国人办理落地签的个人和机构则成为管理其行动的责任人。

 居留登记回执条样式（图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在俄罗斯的正式法律条文和民众的意识中，“外国人”始终和危险联系在一起，“外国代理人”甚至被视为间谍、奸细和“第五纵队”，更何况外国人本身。在俄罗斯针对外国人的管理体制中，“落地签”的功能在于限制外国人的流动，掌握其行踪。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离开“落地签”登记的居住地3个工作日以上，就要在新的居住地办理新的落地签。因此，“外国人”很难自由地流动。

刚到俄罗斯的时候，我的正式身份是北京大学-莫斯科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享受莫斯科大学研究生的待遇，学校免费提供宿舍，因此，我的“落地签”的签注地点是大学宿舍。如果要去其他城市、乡村，超过3个工作日，就要去当地移民局办理“落地签”。如果在外地办了“落地签”，回到学校还要再次办理“落地签”，并保持“落地签”的连续性。要在俄罗斯开展田野调查，并深入当地社区、住到当地人家庭中，最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这需要很多条件，不仅需要我所在的大学开具介绍信，还需要房东同意并积极配合。如果在当地没有合法的居留身份，可能会面临非常严厉的处罚。在寻找田野的过程中，因在当地找不到愿意帮我办理“落地签”的房东而错过了很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