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性困境的解剖——设计与执行鸿沟的结构性根源

印度国防采购改革文本设计与执行效果之间的鸿沟，其本质是印度制度环境中三重矛盾叠加共振的结果。

从改革动因来看，印度面临地缘政治竞争激化（包括中印边境对峙和印巴周期性冲突）与大国身份建构的双重压力，迫切试图通过国防自主化改革减轻对外技术依赖、重塑国防工业竞争力、巩固地缘战略威望。然而，结构性矛盾的长期存在不仅使改革进程迟滞，更使莫迪政府在推进改革时暴露出诸多制度性制约因素。

一是“防务压力驱动的政策投机主义”与“能力建设长期主义”的矛盾。

在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国内民粹主义抬头的双重挤压下，莫迪政府出现“政治叙事主导决策逻辑”的倾向。尽管印军能够较清晰地认知印度在先进战斗机、核潜艇、网络与太空能力、隐形技术、电子战及导弹技术等领域存在“代际差距”，但莫迪政府为维系大国形象和体现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不断高调宣扬国防技术自主化的“跨越式成就”，将国防工业自主发展与执政绩效深度绑定。

这种糯合了民粹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叙事推动决策层通过符号化项目的公开展演（如仓促上马的RUAV-200无人机项目），弥合技术现实与政治愿景之间的认知断裂—当军事现代化被视为大国身份的核心标志时，“能力宣示”取代了能力本身，战略决策的焦点从务实能力建设转向话语体系维系。

当莫迪政府确立国防工业自主化为核心战略议程后，制度性路径依赖导致军工项目的象征价值超越技术效能。在此背景下，印度遭遇的任何技术挫折都可能被解读为对“印度崛起”叙事的威胁，这促使决策层通过选择性信息披露和成果再诠释机制，维持“印度接二连三取得技术突破”的公共想象和舆论预期。这种“承诺升级效应”的实质是执政合法性投资持续挤占技术理性的空间，造成政策设计优先服务政治动员需求，而非遵循技术创新内在规律。

资料图：PTI

上述政治逻辑与战略理性的背离客观上使印度国防现代化陷入“虚假能力建构”陷阱。HAL标榜“本土化生产率基本超越50%”，这就掩盖了其高端材料研发、核心部件制造等关键技术环节的实质性短板。这种通过话语修辞与数据整理构建的“本土化成就”，非但未能夯实技术积累根基，反而强化“纸面跃进”制度惯性。

再如，印度装甲车辆有限公司（Armoured Vehicles Nigam Ltd）声称已实现俄罗斯产T-72和T-90坦克发动机100%本土化生产，但却未能转化为国产阿琼坦克的自主研发能力。这再次表明“虚假能力建构”导致技术效能远不及符号价值，难免引发外界对印度“本土化制造水平提升”实际成色的质疑。

二是“历史形成的技术消化模式”与“现代军事技术复杂性”的矛盾。

印度自冷战时期形成的“仿制依赖型”技术吸收路径，难以适应当代武器系统的交叉学科研发特性，导致诸多适配性难题。印度早期通过许可证生产和逆向工程构建的军工产能，本质上是利用冷战的特殊机遇窗口，成功搂取美苏武器技术输出的红利。然而，这种引导印度将技术吸收简化为“逆向解析—本土复刻”的线性认知，却未能同步培育材料科学、测试验证、系统集成等更根本的创新能力。

这种路径依赖在军事技术进入复杂系统时代后暴露出难以逾越的代际鸿沟——现代武器系统已演变为涵盖材料工程、气动设计、电子信息等多学科的复杂体系，其性能实现依赖跨领域知识的深度融合，而非孤立技术的单一突破。这种复杂性不仅重塑了武器研发生产的知识范式，更对产业生态完整性提出苛刻要求：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工程化验证，从核心部件加工到全系统集成，任何环节的能力缺失都可能导致技术转化链条断裂。

以卡维尔喷气发动机为例，印度实质上已向该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与精力，但仍未获得成功。如果详加考察卡维尔发动机研发困境，不难发现问题主要出在三个关键子领域。一是印度无法生产航空发动机必需的单晶叶片；二是印度缺乏热障涂层技术（Thermal Barrier Coatings）；三是印度缺乏飞行试验台（Flying Testbed）等关键测试设施，严重影响相关产品研发进度。受此影响，印度被迫将卡维尔发动机原型机运往俄罗斯进行测试。

这充分说明在军事技术复杂性不断跃升的当下，军事技术并不会像霍洛维荧（Michaelc.Horowitz）指出的那样变得越来越“可掠夺”，而军方也难以迅速拆解分析其他国家研发的军事系统并进行仿制。

本质上，印度国防工业通过仿制实现快速产能积累的历史成功，恰恰是当代使其陷入困境的负担——对“技术获取捷径”的路径依赖，使印度错过构建复杂系统创新能力的关键窗口期，致其陷入“引进—仿制—再引进”的恶性循环。这种仿制思维与复杂系统创新的冲突，也揭示出技术消化能力赤字的深层制度性成因：当军事技术的竞争维度从单一技术突破转向创新生态构建，印度传统的“点式技术吸收”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军工“网络式能力协同”的发展规律。

三是“印度军政—军工复合体利益共谋”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的矛盾。

由国防公共部门企业（DPSU）、军方、政府官僚体系形成的制度性同盟共同掌握了需求发起权、规则设定权、资源分配权、技术指标解释权，形成了自我强化的利益闭环，使得竞争性市场机制在军工领域长期失效。这种共生关系的本质是印度政府的本土化政策要求与DPSU主导的生产体系深度绑定。当印度将国防自主化等同于“国有军工产能保护”时，DPSU便凭借“战略安全责任”获得制度性庇护，而其低效运营与技术停滞则被“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外衣包裹，成为改革难以触及的“制度掩体”。

在资源配置层面，DPSU也享受私营部门无法企及的制度性红利。例如，印度政府通过财政资金拨款为其提供持续资本注入，用于新建产能、技术引进（如多次大规模技术转让）及技能培训，而私营企业则需自行承担基础设施投资与维护费用。这使DPSU能够以极低的实际成本运行政府资助的资产，甚至通过历史项目积累的学习曲线优势与私营部门进行竞争性投标。此外，大型指定合同（Nominated Contracts）更是为DPSU提供多年的产能预订和稳定订单，使其能够以规模化生产进一步压缩成本。这些原因都导致私营企业在核心装备采购中难以与DPSU公平竞争。

2020年版《国防采办程序》明确承认，印度国防公共部门企业与军械工厂委员会（Ordnance Factory Board）仍主导飞机、潜艇、装甲车辆等主要国防平台的生产，而私营企业面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尽管莫迪政府在政策层面一再重申“建立透明机制以鼓励私营企业广泛参与国防平台制造”，但印度军政体系对DPSU的制度性偏爱短期内恐难改观。在此背景下，不难理解为何印度相关私营企业对改革成效评价不高。

例如，印度最大工程和建筑公司之一的拉森图博（Larsen & Toubro）首席财务官在谈及私人企业涉足军工领域时曾提出，发展本土军事技术和供应符合莫迪政府的“印度制造”计划，因为发展军工是提振印度疲软制造业的重要手段。这其中鼓励私营企业参与军工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军方提供给私营部门的订单规模却远不及企业实际产能，因此他强调有必要增加私营部门对印度国防工业的参与。相较于握有一定议价权的大型企业，中小私营企业处境更为艰难——即使他们掌握先进技术也面临资质壁垒与漫长的审批周期，还受制于采购程序中的隐性歧视。

军方内部也坦言，采购很难突破围绕DPSU形成的路径依赖。例如，即便巴拉特电子（Bharat Electronics Limited）和巴拉特动力（Bharat Dynamics Limited）提供的解决方案存在技术滞后或成本过高的问题，他们仍能通过“指定采购”获得合同。印军中将阿玛尔过普.辛格.奥吉拉（Amardeep Singh Aujla）认为，现行采购程序过度重视成本报价而非技术指标，使得具备数字防御能力和预测性维护能力的技术型私企难以进入供应链。

此外，将“安全性”与“国有属性”捆绑的制度设计，实质上也排斥了创新主体。这种“名为开放、实为保护”的政策设计使印度国防工业陷入“改革悖论”：既无法通过市场竞争倒逼国有部门提升效率，也难以培育真正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主体，导致技术自主化沦为“国有垄断体系内的循环论证”。

三重矛盾犬牙交错，揭示出印度国防自主化政策的深层困境：政绩叙事导致战略资源错配，技术消化赤字削弱能力生成根基，利益共谋固化制度性惰性。同时，三重矛盾还互相共振加强：政绩叙事驱动的短期行为为利益集团提供合法性掩护；技术能力的代际差距促使相关国企更加依赖“安全借口”以维持垄断地位；而封闭的利益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依靠政绩叙事文过饰非的路径依赖。

因此，如果推动改革不触动深层制度结构，就势必陷入“头痛医头”的局面：修订采购规则无法改变军政复合体的决策逻辑，扶持私营企业难以突破环环相扣的既有垄断体系，而单纯增加研发投入也无法弥补创新生态的系统性缺失。印度国防工业体系的现代化转型，特别是其国防自主化改革，因此成为检验制度变革能力的试金石—唯有打破“政治象征—技术幻觉—利益固化”的闭环，才能真正实现从“纸面强军”到“能力强军”的跨越。

四、印度国防工业改革制度困境的影响

印度国防工业面临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制度性因素制约产业科技发展。当政策设计者试图通过规则修订、指标优化与市场开放等工具性手段推动国防工业体系现代化转型时，并未充分考虑印度军政体制的深层结构性特征——既得利益集团通过责任转移、规则扭曲与权力再生产消解了改革措施，巩固了既有秩序。这种制度与政策的交叉互动催生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系统性后果，集中体现为国防自主化的“符号化建构”与产业生态的“二元割裂”。

一是国防自主化陷入“符号化建构”陷阱。

印度国防技术自主化被异化为数据竞赛与政治符号的堆砌，沦为政治合法性的修辞工具。莫迪政府将国防自主化简化为政策目标与资源投入的线性函数，通过扩大外资准入政策吸引跨国企业本土化生产，通过国产化率指标推动技术转移，但忽视军事技术创新所需的综合性制度支撑，始终未能建立支撑核心技术突破的制度基础和能力基础。

现代军事技术的复杂性表现为材料科学、制造工艺与系统集成的高度糯合，其进步依赖基础研究积累、跨学科协同机制与产业验证体系的共同作用。而印度国防工业领域围绕本土化率建构的“数字崇拜”只在统计学意义上实现了国防自主化，这种“数据繁荣”会掩盖印度国防工业技术能力的实质缺位：以印度军工的标志性产品“光辉”战斗机为例，其发动机、雷达、机载弹药等核心子系统仍依赖进口，暴露指标导向政策对提升实质技术能力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