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制造业回流特朗普做不到，中国的工业化不是靠“产业转移”发展起来的

观察者网：特朗普的算盘是，通过提高关税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您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功？

路风：首先，我认为，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与在中国流行的“产业转移”一样，都是不严谨的概念。多年来，在中国社会流行着一个说法：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惊人发展是因为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这是错误的。错误的概念会导致错误的思想。

例如，2018-2019年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引起中国社会“精英”的一片恐慌，有经济学家煞有介事地讨论美国迫使产业链移出中国的“恐怖”前景。仅仅几年之后，事实已经证明这种恐惧感只是这些“精英”们的自我心理感受：中国才是世界产业链的主体，而贸易战使中国的产业链更加完整和强大了。

工业或产业不是可以移动的物品（如厂房、设备和生产线），其本质是组织性的和社会性的能力，而能力决定物质资本的有效性。关键的问题是，组织能力永远是组织内生的，不可转移。因此，任何具有民族性的工业都是发展而来的，不是“转移”而来的。

不错，来自发达国家企业的投资可以带来一些“知识”，但能不能从外资那里学到点什么，则完全取决于当地国家有没有民族企业独立地参与竞争和合作，也就是有没有能力基础。否则，跨国公司在当地的设厂不过就是“飞地”，除了提供点儿就业和税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没什么关系。

已故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姆斯丹指出：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它们只是在一个国家有了一定发展之后才会进入，目的无非是争夺市场。【5】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引进技术、引进外资，后来也有跨国公司在华设厂。但是，对于外资的进入，中国之所以能够抗住其负面影响（如摧毁当地企业）、从中学到知识并转化为自己的竞争力，关键的因素在于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对外资开放的，那个体系就是中国的能力基础。

改革开放是伟大的事业，但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开放就可以发展、就可以万事大吉的好事儿（否则菲律宾就应该是发达国家）。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可以促进自己的发展，也可以被外人控制，反而阻碍自己的发展。因此，开放本身最多只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什么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什么是利用开放实现更好发展的关键？——在自主基础上成长的能力。有能力者可以利用开放的好处，无能力者可以被开放所掐死。

中国工业体系是内生的，不是“转移”来的。开国一代领导人经历过中国的“百年屈辱”和革命战争，深知工业化对于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中国是按照一个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的要求推进工业化的，其基本特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完整”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当时世界上有什么工业，中国就要建什么工业，包括当时尚处于萌发时期的半导体工业。工业化目标也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发展方向，如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中苏分裂、“三线建设”等波折。在那个长达2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尽管存在各种困难和自己犯的错误，中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标志的技术成就。当然，中国人民为在极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牺牲了整整两代人的经济福利。但正是因为打下了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才可能取得我们今天看到的成就。

中国工业化奇迹是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当然，有些人不了解或不承认“前30年”打下的工业基础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有什么联系，尤其当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是靠“产业转移”而来的。

为证明这种联系，我举一个“小”例子。今天，中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北方华创，其营业收入不仅占行业的“半壁江山”，而且产品线最宽。在集成电路的10大类设备中，它可以提供除光刻机和测试设备之外的几乎所有各类设备，其产品线与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企业应用材料公司相当，超过其他任何国内和国际厂商。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前夕的2017年，北方华创的营收是22.23亿元；2023年的营收是多少？是220.79 亿元，差不多是6年前（亦即贸易战之前）的10倍！根据北方华创几天前公布的业绩快报，它在202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98.38亿元，同比增长35.1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21亿元，同比增长44.17%。

在短短6年内就从名不见经传到跻身世界半导体设备10强（名列第7），这样一个的企业从何而来？北方华创的前身是七星华创，后者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重组过程中，从6个工厂（原定是7个）剥离出来的设备制造部门合并成立的。这些设备部门来自上世纪50年代电子工业部在北京酒仙桥地区建立的几个电子厂，其中的774厂（原北京电子管厂，京东方的前身）从60年代初就开始研发和制造半导体设备。2017年，七星华创与北方微电子设备基地合并成为今天的北方华创。

半导体是中国走过弯路的工业行业，但历史很长，自有厚重的积淀。今天的北方华创，从董事长到全体员工都是从参加工作就做半导体设备的人，这个事实反映了这个企业的“基因”，包含着几十年积累才能形成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行为习惯。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能力基础，所以一旦美国的封锁迫使芯片制造企业向国产设备供应商敞开大门，北方华创就应运爆发。因此，即使对于曾经被抛弃过的工业，中国工业体系也总是为其留下火种，在条件成熟时可以再次燃起烈焰。半导体如此，大飞机也如此。

我顺便再讲一个例子。2023年2月，我们访谈过一位韩国籍半导体材料专家韩总（化名），他在韩国退休后应邀为一家中国企业工作，一身儒雅之风。我问他，如果国外彻底断供设备，中国能不能继续生产大硅片。他回答说，如果中国关起大门自己做，用还有差距的国产设备做，供给中国客户，那就没有问题；但如果参与国际竞争，就会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5年左右。我接着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认为中国可以做出所有的半导体设备？他的翻译以第三人称复述了他的回答：

“韩总的观察是中国在每个工艺的节点上都在做设备的国产化。这只不过是需要长一点的时间去做，但肯定是能做到的，因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和条件。因此，韩总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独立发展半导体产业的国家。”

韩总解释说，美国的产业链不全，但依靠它的盟国是没有供应问题的；日本在芯片方面已经不行，但它在装备方面很强；韩国三星和海力士在芯片领域是非常强的，但韩国在材料和装备方面没有强项，需要依靠全球的供应链。他认为韩国有战略失误，过度依赖日本的装备。因此，他的结论很肯定：世界上只有中国在对全部设备和全部工艺进行国产化，而且一定能够做到。能够把半导体设备全部国产化的基础就是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事实上，从那次访谈至今已经两年多，中国半导体工业的进步比预想的还快。

回到美国的再工业化问题。美国政府逼台积电和韩国企业去美国建厂，这不是工业化。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总统期间的2017年，富士康曾高调宣布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兴建巨型液晶面板工厂，创造1.3万个新就业。特朗普当时亲自出席动工仪式，并将富士康投资的威斯康星州园区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但这个项目后来“烂尾”了，充分说明产业是不可“转移”的。

富士康的威斯康辛州工厂，如今已经烂尾

美国工业经历了50多年的衰落，其社会条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基础设施、投资者和劳动者的行为、公司治理模式以及相关的法律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能适应工业化的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台积电与美国员工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美国员工的工资比台湾高，但技能和纪律性比台湾差。当大量失去工业的社会经验基础之后，除了高科技、金融等需要高学历人员的产业，美国劳动人口对于制造工业来说，其一般特征是高成本、低技能。反观中国，在工业蓬勃发展的阶段，工业劳动大军（包括工程师和管理者）的一般特征是低成本、高技能，同时工业的社会经验基础在不断扩大。

只要不丢掉工业，当劳动成本升高时，仍然可以通过产品创新和技术进步（如采用自动化和智能化）来抵消，如许多中国工业正在做的那样。

丢掉工业的含义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几年前读到一位美国学者的文章说，二三十年前，美国认为生产印刷电路板（本来是美国人发明的）有污染、附加值低，于是抛弃了这个工业。但是，当时谁都没有预见到，今天的电路板已经成为高技术产品，因为它随着终端产品的变化而变得如此复杂（想想今天智能手机用的精密多层电路板）。

那位美国学者感叹道，当美国中断参与电路板技术进步的过程很久之后，再想进入这个工业就几乎无望——什么样的资本愿意忍受招募高成本、低技能的人员去从头儿学习做电路板？何况这样做还会面临着强大竞争者的压倒性优势。

现在看得很清楚，一个经过去工业化的国家要想再工业化，它的难度比第一次工业化还要大。特朗普仅仅靠4年任期不可能解决美国积累了50多年的问题，把关税提得再高也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

当然，中国自己不能犯根本性的错误，尤其不能再自缚手脚。

三、为什么强调，中国工业不能自缚手脚？

3. 1 中国工业发展不能再自缚手脚：新兴产业发展不能代替传统产业

观察者网：为什么您一直在强调，中国工业“不能再自缚手脚”？

路风：这就涉及到我要讲的主题：美国要与中国对决，我们必须放开对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自我设限——中国只有依靠工业体系的整体力量，才能战胜美国在经济上和科技上的打压。

我说的“自缚手脚”，指的就是在“二分法”思维的影响下形成的限产体制。我在去年的观察者网文章中，详细地批评了“二分法”思维，这里再简单复述一下。

“二分法”思维是在高增长阶段（2000-2013年）的末期，在自由派经济学家的主导下，逐渐开始影响社会舆论的。他们的立场是把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看作是“投资驱动的”、“粗放发展的”和“产能过剩的”，认为高增长妨碍了他们认为比增长更重要的自由化和市场化。

为了否定高增长，他们把为高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工业体系一刀切分为二：第一个部分是占工业增加值约90%的传统工业，属于不应该再发展的“旧动能”；第二个部分是应该成为未来发展重点的科研活动、信息化和服务业，因为他们看到的美国产业结构就是这样的。因此，“二分法”思维认为中国经济的中心问题是不再是增长，而是从以第一个部分为主的产业结构转为以第二个部分为主的“转型”。实际上，“二分法”是一种反工业化的思潮。

作者供图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二分法”思维深刻地影响了过去十多年的经济政策，以“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转型成为政策语言。一旦这样的政策付诸实施，中国就形成了一种限产体制，它动用行政手段，要求“各地要明确具体任务和具体目标，加大环保、能耗、质量、标准、安全等各种门槛准入、制度建设和执法力度”，对传统工业实施“去产能”、限产和关停并转。

限产体制走向极端的“业绩”，就是酿出2021年9月波及全国的拉闸限电，幸亏被党中央及时喝止，并提出“先立后破”的方针。即便高层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但直到今天，许多传统工业尤其是基础工业，仍然是在限产的束缚下运转的（如全国某种产品的产量不得超过多少）。

从正式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政策迄今已超过10年，进展如何？从图1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可以清楚地呈现。

图1：高技术工业和传统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

作者提供

从2011年到2023年的12年里，尽管对传统工业极力抑制，高技术工业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就从9.1%上升到15.7%；换作绝对值也就是增加了4.44万亿元的工业增加值，而2023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则高达39.22万亿元。也就是说，被忽视、被打压的传统工业不可替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那么，为什么高技术工业的比例不能按照主观意愿迅速地提高？因为工业体系是由多个工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其根本特征是不同部门之间在技术上具有分工和互补的相互联系，在经济上具有需求和供应的相互联系。因此，工业体系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而且每个工业的发展都有赖于其他工业的发展，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工业可以是越多越好。

例如，芯片是中间产品，所以集成电路工业的规模取决于那些需要芯片的工业的需求。没有使用芯片的终端工业，芯片就没有使用价值；如果生产终端产品的工业萎缩，半导体工业就立马“产能过剩”。很显然，高新技术产业不会替代传统工业，因为后者的经济体量（占GDP的比重）比前者大得多，而且高技术工业还要依存传统工业的发展来发展。当然，高技术工业的发展反过来会支持传统工业的技术进步。

既然如此，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就只能是对传统工业的压制。我在2023年、2024年的《观察者网》文章中提到过，“去产能”和限产体制曾经大量关闭被认为是“低端”的企业，首当其冲的是民营企业。这次，我再举一个央企的例子来说明限产体制的危害。

北京燕山石化是中石化的子公司，属于央企，始建于1960年代末（当时使用大庆石油）。它是中国第一个大规模生产乙烯的企业（1970年代从日本引进30万吨乙烯装置，后经改造提高到年产80万吨），能够生产许多高端化工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后，燕山石化是国内第一个紧急转产并大批量生产熔喷布（口罩的关键材料）的骨干企业，为全国的疫情防控做出突出贡献。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企业，地方政府近年来却试图只保留它的炼油部分（为保供北京的燃油市场），而关闭自乙烯开始的化工部分（占产值的大头儿）。为什么要这样做？表面的理由是化工厂危险、设备陈旧、不利于环保等，深层的理由是怕出事担责。无论如何，官员们之所以而能够这样想、这样做，就是因为在流行性的“二分法”思维下，他们可以把石油化工看作是不重要的传统产业，认为可以通过发展“智慧健康养老”、“大熊猫园”或其他服务业来代替这么大体量的工业企业。

燕山石化位于北京市西南角的房山区（原房山县，1958年由河北省划归北京市）的燕山区（毗邻河北），建厂时恰逢“备战备荒”的年代，所以厂区是依山而建。那个地方的沙化土地不适合农业种植，所以以前很穷。正是因为建设起石化工业基地，所以今天那里变成绿水青山和一块城市化“飞地”（周围仍然是农村）。

实际上，工业化是提高环保水平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使用工业化的能源，老百姓才不会去为了生存而破坏植被，更重要的是使政府和社会有了改善环境的经济实力。实际上，燕山石化近年来为增加工厂的环保设备投资巨大，其生产过程的排放水平之低把来访的欧洲人吓着了，连呼难以置信。

因此，中国若是退回到工业化之前，就保不住绿水青山。作为老企业，燕山石化的设备确实陈旧了，但这正是实行技术改造的良机。按今天的国产设备水平，在原厂地（不必扩大用地）全面更新设备，可以使燕山石化的乙烯产量再翻一倍——这本来就是“内涵发展”的原义。

中国造船工业的例子也值得再提。这个工业在2013年被红头文件列为“产能过剩”的工业，随后受到一系列的歧视性政策待遇（如被收紧贷款）。但是，在经过一段困难之后，中国造船工业通过技术进步重新崛起。近几年，面对造船工业成绩辉煌但产能不足的局面，“去产能”政策和限产体制之弊，是不是值得相关部门反思？即便如此，限产体制还是给中国造船工业留下“创伤”（见图2）。

图2：2002-2024年中国造船三大指标

数据来源：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2025年2月8日， https://www.cansi.org.cn/cms/document/10854.html 

从图2可见，截至2024年底，中国造船工业的手持订单量（表示在从客户那里接到的订单中未完成的船舶）为20872万载重吨，而当年的完工量为4818万载重吨，表明中国企业已接到的订单量超过现有产能的4年建造量。

因此，日本媒体的一篇报道指出，中国造船工业在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时，目前的问题是产能不足。【6】实际上，国内媒体已经报道过，一些造船企业已经不敢接单了，其原因仍然包括在被列为“产能过剩”黑名单后受到的歧视性贷款政策。这些歧视性政策的继续存在，证明中国造船工业至今没有被正式平反。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真正为中国抗住第一波冲击并打疼美国的恰恰是传统工业，它们为中国高技术工业的突破赢得了时间。

就拿这次关税战来说，美国家庭一半的低价家具、近80%的圣诞玩具、70%的相框等等都是中国制造的，从服装、纺织品到手机、电子产品等各种消费品，再到工业设备和零部件，都是能让美国产生“痛感”的工业领域。

2022年4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援引著名咨询公司Gartner副总裁的话说：“不可否认，中国是各种各样零件的单一最大市场，从基本组件到复杂组件，无所不包。你无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重建那种生态系统。”【7】实际上，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65%以上是中间品（如零部件）和资本品（生产设备和工具等），只有不到35%的是消费品。这些产品都是传统工业生产的。

所有上述工业都是被限产体制重点“关心”的对象。河北省某县以环保为名，曾经企图把当地唯一对外（主要是在华北区域）具有竞争优势的家具产业“连根拔起”；江苏某市是中国现代棉纺织工业的发祥地，但那里的纺织工业却一度被当作“低端产业”，企业被迫出走；美国曾经长期是炼油和乙烯产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石油化学工业刚刚赶上美国就被限产，燕山石化的乙烯及其下游就要被关闭。

根据山东省在2022年说出来的官方数字，那几年山东省累计关停“散乱污”企业11万多家、化工企业2300多家，化工园区由199家压减到84家，压减钢铁产能1840万吨、炼油产能2201万吨、电解铝产能321万吨。【8】

11万多家企业都是“散乱污”企业？我自己当然不可能都去自己看，但我亲眼看到的是生产、销售好端端的并符合国家超低排放标准的钢厂被强行关闭。两三年前，一位太原生产无缝钢管连轧设备企业的总工程师告诉我，虽然中国的铸造业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因为限产，所以他在整个北方地区（包括华北、东北和属于华东的山东省）找不到一家可以按期交货的铸造厂。顺便说一句，这家设备企业在两年前开始为俄罗斯企业设计建造两条技术先进的连轧管生产线，现在应该至少是在试产了。

这些年，因各种原因被限产或关闭的工业企业，有的起死回生，有的被迫外迁，有的永久关闭，令人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