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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关键字: 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企业创新服务经济型为说明此种关系,笔者这里引用一位美国工业家对美国人的忠告[13]:
⋯⋯那种认为美国的创新精神在需要的时候就会体现出来的想法本身就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一个创意发展成为产品的过程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
创新以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为基础,这种体系一旦消失,创新也就不复存在了。一个国家若丧失了将技术发展转换为成熟产品的能力,那么它最终也会失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先进的技术及其工业基础一道被全球的竞争者抢占,短时间内能替代的新技术将会很少。并且,未来技术将以今天的技术为基础,什么都不是凭空就有的。
在上面的引言中,“产品开发和制造过程中形成的知识和经验体系”就是现有的工业体系。科学和基础技术的突破当然会创造出诞生新工业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仍然需要现有工业的支持——当半导体集成电路发展起来后,为该工业提供曝光机(亦称步进机,是制造集成电路的设备中最昂贵的设备)的企业来自传统的照相机工业(如日本的尼康和佳能)。高技术工业的产品往往是由传统制造活动所实现的——所以iphone是由富士康制造出来的,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新业态是由廉价的快递活动(前提是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所支撑的;当光彩照人的“深圳模式”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华为等一批高技术企业身上时,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那些高技术企业只是金字塔的顶端,而“深圳模式”的金字塔底座是那些灵活多变的中小制造企业;没有这个底座,顶端就会摇摇欲坠——“i5”数控系统的伟大之处就是它也为那些中小制造企业的升级提供了技术手段。
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只能产生于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所以产业升级才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具有关键意义。如果我们真的重视产业升级,那么经济政策的重点就应该从做“减法”——如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等,然后等待“市场机制”发生作用,转向做“加法”——引导、鼓励和支持中国工业沿着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升级方向进行突破。
3.产业升级需要来自政治层次的领导力
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政治领导,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应该由政府而不是市场提供。
关于中国经济一直以来流行的思维方式是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看成是对立的,市场是万能的,政府的作用必须被限制在最低程度。这种信仰来自教科书经济学: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对价格机制的人为干预,市场竞争将会导致市场均衡(市场出清),而均衡则代表了社会效率的最优状态。于是,政府(通过干预价格机制和国有制)就成了对市场均衡力量的最大威胁。
但“均衡”理论不能解释进步是怎么发生的。今天人们已经公认,自从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亚当· 斯密在200多年前探索国民财富的原因时,把劳动分工——通过产生分散化的专业知识——看作是经济增长的首要源泉;正是因为没有人能够掌握如此产生的全部知识,所以他才会认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市场活动需要协调机制。[14]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诞生的标志——把经济增长及其源泉的知识进步机制排除在经济理论之外,于是才会认为经济协调只能靠价格机制。50多年前,今天可称之为新古典经济学祖师爷级别的肯尼思· 阿罗就以严格的新古典框架证明,价格机制在知识生产的资源配置上是无效的,对创新活动的最优和有效资源配置要求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性的融资。[15]事实层面上也是如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90年代中期的50年间,美国联邦政府的投入占美国全部R&D支出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在美国研发投入的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市场,而是联邦政府。
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经济活动的本质看作是人类社会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利用自然资源以获得福利的过程,把知识进步和能力成长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基本驱动力,那么政府和市场就同属于知识生产机制和经济协调机制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就不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产生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技能的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的分工和专业化,所以有用知识存量的增长及其应用的扩展主要是由企业承担的。但另一方面,任何单个企业都没有关于宏观经济的知识,没有关于经济体系应该向哪里发展的知识,没有关于基本社会矛盾(如能源、环境等)以及如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来化解这些矛盾的知识——所有这些知识都掌握在政府的手里。政府当然没有对于特定技术和工业领域的具体知识,但这只说明政府不应该干预企业,而把精力集中于领导工业体系的演进。
在世界经济不仅存在市场竞争,而且还存在国家之间政治和战略竞争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只能在政治层次上决定——中国是向消费和服务经济转型,还是向更高生产率的工业经济转型,决定着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和“中国梦”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也只有以政治决策为前提,才能产生连续一贯的政策,避免跳来跳去、缺乏逻辑联系的政策。政治领导的作用不会阻碍市场机制的作用——因为它允许来自基层的创造性,而且也要通过竞争检验结果、奖优罚劣。这种框架关系的有效性其实已经由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所证明:只要政策的大方向正确(政府的作用),人民自会创造奇迹(市场的作用)。
一旦中国工业升级带动实体经济的增长,所有今天看似严重的问题都会大大缓解。经济发展出现暂时困难并不可怕,关键是领导层在这样的关头把握住方向并树立起明确的政策目标(市场不会提供这种方向)。倘若如此,就可以一扫当前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迷茫和悲观情绪,增强企业界的投资信心,在经历过一段调整期后进入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形成更高生产率、更多附加值和更强国际竞争力的生产力体系。
注释:
[1] 2000年,高技术和中技术工业只占OECD国家的全部工业增加值的8.4%(其中日本占9.9%,欧盟8.3%,美国7.9%),低技术工业占制造品出口的32.8%。2000年,经合组织低技术工业的研发支出占制造工业全部研发支出的48%(从美国的40%到欧盟的53%和日本的56%),见(Mendonca2009)。
[2]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5.
[3] Gordon E. Moore,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research in thesemiconductor industry”, Richard S. Rosenbloom and William J. Spencer eds.,Engines of Innovation: U.S. Industrial Research at the End of an Era, Harvard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p. 171.
[4] 对这个现象的分析可见Dani Rodrik,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China & World Economy, no. 5(2006).
[5] 下面两个方程及其含义见: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第1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版,第206〜207页。
[6] Robert Solow, “Technical Advanc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Func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no. 3(1957).
[7] Moses Abramovitz,“The Search for the Sources of Growth: Areas ofIgnorance, Old and New”,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o. 2(1993). 后来许多经济学家企图把这个余值的内容具体化,如教育、组织变化等等因素,但还是有很大比例的余值内容无法确定。这里不再多讲。
[8] Richard R.Nelson, “Research 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productivity dfferences: dead ends and new departures”, Journal of EconomicLiterature, no. 3(1981).
[9] David Mowery and Nathan Rosenberg, Paths of Innovation:Technological Change in 20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 4.
[10] 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1] 转引自Richard R. Nelson,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medium-range growth proj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5(1964).
[12] 路风、王晨:《中国数控机床的“逆袭”揭秘》,《望》2016年5月20日。
[13] 小理查德·埃尔克斯:《大国的命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4] Brian J.Loasby, “The significance of Penrose's theory for the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Contributions to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1999).
[15]Kenneth J.Arrow, “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Resources for Invention”, Richard R. Nelson, ed., The Rate andDirection of Inventive A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609〜626.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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