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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关键字: 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企业创新服务经济型第二,产业升级具有“内生性”,因为造成产业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力量产生于产业发展过程本身,即来自企业的创新活动。
如果把产业升级等同于某些技术突破或以高新技术工业和服务业代替传统工业,就会导致以行政手段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做法。例如“腾笼换鸟”的做法,以及在中国许多地方都可能看到的一窝蜂地建设大数据、云计算、机器人等产业园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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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产业升级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操作”出来,因为它具有“内生”的性质:即产业升级的主要力量(如技术和组织的变化、能力的成长等)产生于现有企业的创新活动。仅就技术进步而言,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史上,许多重要的技术特别是那些导致新工业诞生的技术,是由在位企业发明或创造的(如半导体晶体管、合成纤维、光纤、液晶显示器等)。新工业的兴起会引发大量的新进入者,但这些“新进入者”又往往是其他工业领域的在位者。现实中也的确存在着大企业创造的新技术不能得到利用的情况,于是一些小的、新的企业会应运而生,成为利用新技术或将其产业化的生力军(如硅谷的历史)。但从工业层次上看,这种情况也仍然包含了在位企业的贡献,因为这样的新创企业大多是从在位企业分离(spinoff)出去的。因此,在位企业是创造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主要源泉。当年,针对一些人说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具有创新性的说法,发明了“摩尔定律”的戈登·摩尔就说过:“但需要注意,区分利用和创造是重要的。人们经常说,新创企业(start-ups)能更好地创造新东西。它们不能。它们只是能更好地利用新东西。成功的新创企业几乎总是开始于在大公司的研发组织中成熟的想法。如果失去大企业或大企业的研发组织,新创企业也就消失了”。[3]
在位企业之所以在创造新技术和新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在产业活动的背后是一个知识和经验的体系。虽然中国的产业升级有自己的特点,但“规律”是不变的——新技术、新企业和新工业只能在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基础上被创造出来,否则它们就无法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因此,对于产业升级来说,中国的企业普遍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力量,要远比由政府直接组织一些项目更重要。
第三,产业升级的实质是工业知识和经验体系的扩张和更新,所以产业升级是一个演进的过程。
工业的知识和经验体系是以累积的方式变动——新的技术和能力产生于已有的基础,然后才能逐步代替旧的技术和能力。所以,产业升级的过程是伴随着企业能力的成长而逐渐演进的。因此,对待产业升级的政策思维不应该存在对“一招鲜”的幻想,否则就会采取事实上的“休克疗法”,以为只要有市场机制就能凭空产生只有靠能力成长才可以收获的成果。
回顾不久前的历史,当中国经济在世纪之交前后进入一个罕见的高速增长期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受到中国工业的一个结构性特征:低端部门和高端部门的同时存在。在其背后,是中国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劳动者、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较高的技能水平是指一个经济体的生产技能高于人均收入水平通常所预期的水平。这种水平,可以表现在出口产品的结构上,也可以表现在为低端(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和高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并存的产业形态上。[4]没有这种结构特征,中国经济就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发展起来。
那么,形成这种特征的原因是什么?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较高,是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原因;而技能水平较高,则是因为中国在1950年代的工业化和随后的自力更生年代建立起一个相当整齐的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当然,高增长阶段也暴露出中国经济的许多问题。一些工业部门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如钢铁、水泥、铝等);一些外向型的加工组装工业不仅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遭遇外部需求下降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冲击,等等。但与此同时,中国每年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中国汽车工业的产销量是世界第一,却以组装外国品牌为主;中国需要的民航干线飞机、重要医疗设备、机床数控系统全部或大部依靠进口。这些情况说明,生产率增长较低(粗放增长)的原因是中国工业主要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或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因此,目前的经济增长失速、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等,不过是表象问题,其实质是说明依赖技术引进、依赖外资、依赖廉价劳动力、忽视自主研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
反过来说,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也恰恰说明中国经济仍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实现这些潜力需要中国工业的普遍技术进步,尤其是需要在高生产率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部门或领域取得明显进展。这样的产业升级,首先需要中国工业体系向高生产率和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向,继而需要企业的技术突破和能力成长。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时间,更不能中断;但其效果,也将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产业升级视角下的经济政策
从上述三个命题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到为什么产业升级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是全局性的和关键性的。由于这种作用在经济政策中受到忽视,所以从产业升级的视角出发,还可以看出在目前的经济政策中存在着三方面需要改进的内容。
1.把产业升级置于中心地位
最近几年来,产业升级的议题实际上受到忽视,主要原因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突然转向一个以抽象的自由市场模型——教科书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为基础的思维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被定义为“失衡”,而“失衡”的原因被认为是强政府导致的“投资驱动”和粗放增长,于是经济政策以“不刺激、去杠杆化”为名转向事实上的紧缩。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眼里,投资成了万恶之源,而中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种逻辑反映在经济政策上,就是要通过紧缩实现经济的平衡,希望由此释放出来的市场机制让中国经济自动升级。
上述逻辑合乎“教科书经济学”,但却不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中总结而来的,其最大的问题是使中国经济发展突然丧失了方向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中国经济经历过多次“危机”,1980年代后半期的通货膨胀,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92年之后的经济过热,以及1990年代后半期的国企亏损、银行呆坏账剧增和通货紧缩,等等,中国政府都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方式加以化解了。每一次“危机”都是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化解的。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30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与发展是互动的、互为因果的,并没有遵循谁是谁的先决条件的教条。产业升级之所以重要,首先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继续,而改革,则内生于升级和发展的过程。
- 原标题:路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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