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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关键字: 中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企业创新服务经济型但是这一次中国经济遭遇危机却没有人提供方向感——因为希望被寄托在市场机制的自发力量上。不过实践证明,市场机制的“奇迹”没有出现,反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一路下滑,甚至出现通缩现象。究其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政策没有为“市场”提供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反而让愈发感到茫然的“市场”(企业群体)丧失了投资信心。
坚持从教条出发,就会丢掉帮助中国经济渡过多次激流险滩的“实事求是”思维。比如,中国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刚刚经历了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史上罕见的高增长阶段,突然就有人说中国存在着一大批“僵尸企业”,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事实上,今天中国经济出现令人意外的减速和企业大面积遭遇困难,至少部分地是2013年以来紧缩政策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硬说今天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存在大量的“僵尸企业”,其实是倒果为因。
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就在于继续完成未竟的事业。有人以中国的工业就业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为理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工业化的任务;但如果我们从与主要工业国的对比来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中国完成工业化任务的标志只有一个:在工业生产率上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中国在此之前就放缓工业发展并转向服务经济,一定会导致工业化过程的早衰,其危险不是工业发展会在某个水平上放缓脚步,而是在发达国家保持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中国却产生倒退,被迫在远离发达国家生产率水平的阶段就开始“去工业化”。
很明显,中国需要经历一个以产业升级为主要内容的发展阶段才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要真正完成工业化任务,中国就必须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继续经历一个工业生产率高增长的阶段,其内容就是以高强度投资和自主创新为手段,以竞争性企业为主体,实现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领域的广泛突破,从而带动基础广泛的产业升级。如果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一个纵深的历史脉络来看,那么中国在“前三十年”的主要成就是在一个农业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而“后三十年”的主要成就则是在人口最多的低收入国家中实现了空前广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才刚刚浮现出来,而不是已经结束。一旦经济政策的重点被放在引导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方向感就会失而复得。
2.从中国的产业基础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如前所述,产业升级需要发展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能力,但它们主要是通过企业的创新从现有的产业基础上产生;从这个角度去看,即使是产生于产业之外的新知识,也只有通过现有产业对其的利用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但是,这几年的经济政策似乎却是从中国的产业基础之外去寻找“新动能”。这事实上就是把中国工业看作是落后的、产能过剩的“旧动能”——这是产业升级重要性被忽视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维与对待投资的态度直接相关。由于把中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根源认定为是“投资驱动”造成的,所以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转型定义是:把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依靠投资驱动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表面上看来,这个说法没什么问题,但它隐含的逻辑是把投资与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对立起来——要推动经济转型,就应该实行不投资或少投资的紧缩政策。这样做,就会导致中国工业因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成了指望不上的旧动能;那么,经济发展的希望只能被寄托在那些来历不明的“新动能”上。
上述说法在理论逻辑上站不住脚。如果说投资只是产生饮鸩止渴的短期刺激效果,其前提条件一定是由投资所形成的新生产能力没有技术和生产率的变化。但这个条件即使在教科书经济学中也不成立。经济学教科书一般是以索洛首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这里没必要讲模型本身,只介绍它被应用于对经济增长来源进行测算时的方法,即“增长核算”(growth accounting)。由于索洛模型认为资本和劳动是两个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以新古典增长核算就可以被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5]:
方程(1):
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 + T.C.
由于技术进步率很难测算,所以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也被称为索洛余值)。由于这个余值不仅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对产出的影响,而且也衡量了技术进步通过提高资本效率对产出的影响,所以它也被称作“全要素生产率”(即方程1的最后一项:T.C.,,或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人均产出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长指标,因为它直接决定一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在增长核算中,为解释人均产出的增长,可以不把劳动当作独立的增长来源。从方程(1)可以得出:
方程(2):
人均产出增长率 = 产出增长率 - 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劳动增长率)+ T.C.
当索洛在1950年代中期根据美国1909〜1949年的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去测算各生产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时,他发现资本积累(人均资本的增长,即方程2中的资本/劳动增长率)只能解释这个时期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均产出增长)的12.5%,而剩下的87.5%必须归因于一个不明来源的巨大余值。[6]索洛决定将其称作“技术变化”(techical change),而比索洛更早发现这个现象的阿布拉莫维茨则把这个余值称为对“我们无知的衡量”。[7]由于到那时为止,经济学理论一直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看作是资本积累,所以索洛的贡献是第一次以数值表达方式让人们意识到,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增长核算所揭示的一般规律是,发达国家的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要素增长的贡献。这就是被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曲解为投资对经济增长不重要的理论依据,而事实上索洛模型根本就没有这个含义。
新古典增长核算后来受到过许多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意见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8]引用两位美国经济学家通俗易懂的话说:“⋯⋯技术变化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很难独立于投资,因为大多数新技术需要体现在资本品之中才能被引入。大多数新技术是作为投资决策的结果才进入经济生活的源流的。同时,技术变化的特性,特别是要素的节约型或使用型的倾向,也影响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9]实际上,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10]甚至索洛本人也在后来的著述中指出技术变化与投资之间的互补性,或技术变化体现于新资本设备的必要性。[11]因此,那种认为可以脱离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天底下有不需要投资的创新吗?
事实上,如果要推动经济增长向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转变,就应该加大、加快对带来更高生产率和更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能力的投资。用于短期刺激的投资和用于长期结构调整的投资在政策上是可以区别的,也存在可以区别实施的手段。如果不加区别地不投资或少投资,就会阻碍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很显然,如果经济转型的目的不是退回到石器时代或农耕时代,就必须以效率更高的新生产能力代替旧的生产能力,而形成新的生产能力以及它必须进行的技术进步和创新活动,就需要新的投资。更何况,生产能力的新旧交替只能在不间断的过程中完成,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有一天停止生产。在现实中,许多中国企业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就意识到转型的必要并做出相应努力,但它们的许多努力都在以“不刺激”为名的紧缩政策下被迫中断(许多地方的企业在2014年遭遇银行大规模抽贷)。
那么,经济发展能不能从中国工业之外找到新动能?答案很肯定:不能,因为新动能只能在旧动能的基础上产生——围绕创新的活动必须依托现有的工业经验基础。参考笔者所描述的“i5”产生的全过程,[12]尽管以IT技术为主的数控技术与传统机床的机电技术相差甚远,但触发了开发“i5”决策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升级需要,而为“i5”提供了机床经验、实验手段和应用市场的是中国机床工业的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没有机床工业,无论中国是否拥有先进的IT技术,“i5”革命都不会发生。因此,导致中国经济转型的创新力量不会发生在中国工业的经验体系之外,只能发生在已有的工业基础之上。
- 原标题:路风: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马密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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