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普京个人主张的保守主义准则趋同，社会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智库核心成员雷米佐夫认为，对传统价值观的辩护并不意味着排斥现代性，而是明确地将“古典现代性”纳入到“传统”概念之中。在俄国保守主义者看来，“古典现代性”主要包括核心家庭，重视社会等级制度和宗教，共同体归属感，工业主义和科学技术进步等，它为评判后现代性提供了一种规范标准。他们将后现代欧洲的社会转型归纳为三种趋势：

第一，“去人格化”（dehumanization）。后现代性通过跨越或模糊“自然秩序”界限，例如同性恋与跨性别权利运动等，往往导致长期形成的价值、道德和行为模式等各种规范体系陷入一种不确定状态。

第二，“去主权化”（de-sovereigntization）。全球主义、生态主义、人权等话语的目标均在于对国家的“去主权化”，西方国家往往利用环境保护主义等意识形态，对正在实施追赶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去合法化”。

第三，“去社会化”（de-socialization）。“去社会化”与西方国家的实际状况密不可分，他们认为，新左派或全球主义精英阶层聚焦于个人权利与少数族群认同等问题，却往往忽视大多数人的社会利益，例如中产阶级的衰落等，从而造成无力应对或减缓社会冲突的后果。此外伴随移民危机而来的西方社会亦会陷入另一种困境，即同一社会中并行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亚文化，将最终导致其特征的丧失。

因此，缘于上述严峻的后现代挑战，当代俄罗斯保守主义的“使命”是对超验普遍性的排拒，并在尊重历史与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传统社会中的价值观”。

二、主权主义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除上述“道德反叛”之外，俄罗斯保守主义运动还对旧有的、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多元共存观念进行辩护，其批判对象直指具有破坏性的“全球主义”病症及其世界主义的自由国际秩序观。

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秩序观的演进与构建层面，俄罗斯国家的保守主义转向始终围绕“维护主权和互不干涉”这一中心原则而展开。与西方自由主义学者所主张的“主权过时论”或“后主权秩序构建”迥然不同，俄罗斯自进入普京时代以来，“主权”就一直处于国家叙事与公共讨论的中心位置。

对于普京个人而言，主权往往意味着“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选择自由”。换言之，“选择自由”意味着国家主体性地位在国际关系当中的确立，抑或国家有能力成为国际事务当中一个自觉的决策主体。对于俄罗斯保守主义者而言，这种“自由”等同于国家或政治家拥有独立自主制定政策方针的自由，以及在全球化进程的均质化和普遍化影响冲击下，社会行动者拥有参与其自身文化实践的自由。

2020年11月9日，俄叙总统举行视频会议。图自央视新闻截图

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大力倡导的“主权主义”理念，实际上与战后自由世界秩序演变存在着密切联系。首先，1945年以来的自由国际秩序本身包含着两种形式的自由主义，即“宪章自由主义”（Charter liberalism）与“自由反多元主义”（liberal anti-pluralist）。其次，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前一种是以主权国家为中心行为者、旨在调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秩序模式。其中，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具有独立自主的行为能力。正是这种基于平等、互不干涉和多样性等原则的“宪章自由主义”成为战后国际社会的主导性准则。

与之相反，伴随1989年“冷战”的结束以及随后“自由主义式帝国主义”对国际话语主导权的占领，“自由反多元主义”明确地将传播民主理念与人道主义价值观视为一种优先关注事项，这种秩序形式意味着将政治管辖权范围扩伸至“调整国家与其社会的内部关系”，即“国家应该怎样统治，以及遵循什么样的统治原则”。此种秩序观对主权平等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俄罗斯对当前自由世界秩序的不满，并不必然意味着颠覆现有秩序。它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往往取决于这一秩序中自由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就“维护者”角色而言，俄罗斯坚决维护现代世界秩序中联合国的中枢地位及其奠基性原则；就“挑战者”角色而言，俄罗斯主要反对西方的干预性行为，例如，1999年北约对科索沃的干涉，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2005年及之后，后苏联空间内的一系列“颜色革命”事件。

正如普京2015年联合国大会致辞和2017年瓦尔代论坛演讲中对俄罗斯立场的鲜明表达，一方面强调作为整个国际关系结构“基石”，联合国是全球相互依存与开放的规则制定者，需要各国基于一个广泛的共识巩固其合法性；另一方面，需要尊重作为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基础的国家主权和维护每个国家或区域的独特性。

三、结语

俄罗斯的保守主义转向并非仅仅是一种聚焦自身的叙事建构，它同时将目光投射至欧洲与全球秩序的未来愿景，尤其是后现代性对当代人类文化、价值和道德观念的影响。

首先，在自我叙事建构当中，俄罗斯保守主义试图探寻出一条基于最佳传统要素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之上力求避免重蹈过去的动荡覆辙，并建立一个秩序稳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大力倡导“传统价值观”，既有增进国家与社会共识的现实考量，亦是对充斥于西方社会的后现代主义现象的一种道德反叛。

其次，俄罗斯保守主义者对西方的诊断和批判是内在的、深层次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后现代转型与其文明内核和特性的丧失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此外，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以“主权主义”理念为武器，与西方展开强有力的话语主导权竞争，其切入点与着力点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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