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中央政府层面，竞争机制则主要体现为国际竞争。由于缺乏上位政府的监督，国际竞争的激烈程度跟地方竞争相比就要差了一大截。但领导人的轮换制度和到年龄退休制度，仍然可以让政策被不断纠错，只是纠错的速度相比地方政府要缓慢许多。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往往比较宽泛而不具体。

如果我们读一下《中国制造2025》，大部分人估计会看的想睡觉，因为里面几乎全是些看起来“假大空”的东西。这些看似抽象的要求，最终会由省市县一级一级逐步细化落实：要发展《中国制造2025》的重点产业，需要建什么基础设施、配套哪些服务、放宽哪些政策、减免什么税费、招什么商、如果落实用地……

比如到湖南，省政府就颁发了《湖南省贯彻〈中国制造2025〉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这个就比中央的细一些，结合湖南的情况，从中央的文件里列举的一大堆产业里面挑了几个重点出来做。

然后到长沙，市政府就发布了《长沙智能制造三年行动计划》。这就落到具体执行层面了，提出要建立智能制造研究总院、成立智能装备租赁公司为企业提供智能装备租赁服务、设立智能制造产业基金以及为智能制造企业提供各种具体的补贴和优惠政策等等。

到了长沙下面的浏阳高新区，这里就开始负责具体的招商和政策落地。园区负责人就带着宇环数控、安靠电源、华恒机器人等20家智能制造企业跑去跟新成立的长沙智能制造研究总院签约，让总院为这些企业提供技术研发、流程优化等各方面的支持。

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会按照类似的流程操作，但他们并不是中央的提线木偶，每一层落实的过程，都会塞进去很多新的东西。这些新的东西，就是地方竞争的关键。我们不要老看到地方政府对各种产业热点，喜欢一窝蜂一拥而上，很多时候制造出许多浪费。竞争就是要有多余的选手去争夺少量的资源。竞争的结果必然会有失败者，会有一些项目白白浪费了土地和资金。但只有这样才能炼出真金。

市场竞争和地方竞争双重竞争机制的存在，让中国成为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经济体。什么东西只要中国一过剩，也就意味着中国将在这个领域诞生一家或几家超级高效的企业巨头，世界上其它国家包括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就基本没有活路了。

张维迎教授举了光伏产业的例子，说政府一支持就过剩。中国光伏产能过剩是事实，但同时中国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光伏产业都快死绝了也是事实。中国通过产业扶持政策把光伏这个高大上的东西直接做成了烂白菜的价格，逼的欧洲最大的光伏厂家康能净亏损9900万欧元，2012年申请破产；美国光伏产业的老大SunEdison在2016年 5月也因为连年亏损申请破产。上个世纪中国各地疯狂上马彩电、冰箱、摩托车等项目的时候，也被指责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最后的结果也是一样：国内大量的相关企业在竞争中倒闭，但国外倒闭的更多，中国在这些方面全都成了世界第一。

——中国这种地方政府激烈竞争的产业发展机制并不怕过剩，真正需要担心的反而是不参与竞争的中央政府太多的干预这种“过剩竞争机制”。作为产业政策的研究者，我也不赞成中央出于纯经济考虑压缩限制某些产业发展、搞生产目录管制之类的政策措施。中央的产业政策不应该具体到这种程度，对于张维迎教授在这些方面对产业政策的指责，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可以鼓励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主导全国性的交通能源通信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也可以在环境、安全等方面为地方产业竞争划定底线，禁止严重破坏资源环境的项目上马等。但不应该去判断产能有没有过剩——这种事情最好交给处在竞争第一线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去做。比如欧洲那家申请破产的光伏企业，因为中国压缩产能，最近又要“起死回生”了。我看还是不要让它活过来的好。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和《城市战略家》等。联系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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