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在国内外的逐步发展，国家部委也开始转变了态度，认识到了互联网发展对国家的重要性，开始转而大力支持互联网产业发展。这样，政府的产业政策和民间的创新结合了起来，中国互联网产业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这样的转变说明了三个道理：

第一，产业政策是一种“有限干预”。

张维迎教授把产业政策斥之为“计划经济的残余”。其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干预还是不干预经济，也不在于干预的是产业结构还是货币总量，而关键在于是“有限干预”还是“无限干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掌握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对经济的干预属于“无限干预”，政府不支持的产业，就会丧失发展的空间；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只是“有限干预”，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垄断经济资源。没有产业政策支持，企业家自己也可以去创新。对于与政府存在分歧的企业家来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政府不给钱，自有找钱的地方。

政府掌握的资源该如何使用，产业政策说了算；市场掌握的资源如何使用，市场说了算。两种力量有时候形成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某些产业的发展；但有时候也有分歧，那就各自推动自己看好的产业发展，这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二者可以互补、可以竞争、可以互相纠错，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最后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马云和中央部委存在分歧。马云回杭州继续搞互联网，中央部委继续支持诸如联想这样的电脑生产厂商而不是互联网企业。最后的实践证明，马云正确。政府官员们受到了事实的教育，思想也就很快转变了过来。这种意见分歧和试错的过程，是我们认识产业发展趋势所必然经历的过程。

比尔·盖茨在1990年确实认为做个人电脑比做互联网有前途。他是做个人电脑操作系统起家的，对互联网了解不多。如果把他放到产业政策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他可能会在一开始制定一些重点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而冷落互联网。但即使这个产业委员会拥有和中国的发改委一样大的资源调动能力，它制定的产业政策也并不能阻挡美国的企业家们像马云一样去投资互联网产业。

等到互联网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盖茨以及产业委员会的其它专家委员们，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一定会像那些当年漠视马云的部委领导一样，很快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这样，产业委员会所掌握的国家资源就会大力投入到对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支持当中去。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的资源达成共识、分工协作，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州政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县市政府提供各种服务促进产业聚集，美国的互联网产业完全有可能反而发展的比现在更好。

——当然我所讲的也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假设分析。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想证明产业政策一定会促进美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只是想说明：张教授通过假设成立以比尔·盖茨为主席的产业政策委员会阻碍互联网发展的方式来证明产业政策不好，这个假设对他的观点的支撑力度是不足的，其内在逻辑存在明显漏洞。

第二，产业政策的目标并非“创造趋势”，而是“顺势而为”。对产业政策制定者的要求也并不是全知全能、洞察一切，最重要的是理性务实、实事求是。

产业政策并不总是需要走在企业家前面，它完全可以走在后面。实际上它不仅可以走在企业家的后面，还要走在科学家的后面、走在经济学家的后面。

产业不是由政府创造出来的，但经过科学论证的政策可以让产业发展的更好。义乌的小商品交易产业并不是政策创造出来的，而是民间先有聚集，政府再跟进服务、帮助建设商品市场，审时度势推进“划行归市”。最后效果是很好的。

产业发展的趋势不是政府可以随便改变的，但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认识到这个趋势，然后参与到这个趋势中去，加快发展的速度或者优化发展的结构。

在大趋势面前，理论家可以侃侃而谈，一开口就是“我十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而一个成熟的实干家，包括企业家和政治家，则必须懂得等待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

我在参与一些地方产业政策谋划的过程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当地官员比较着急，一看见本地有那么一两家小企业搞得还不错，就想着赶紧去扶持一把，打造一个什么产业集群。一般这种情况我们会劝他冷静冷静，还是要再看一看，等这个产业的产值或者企业数量在本地经济中占到一定比例以后，才能够判断这类产业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区域经济优势的必然产物，才适合政府较大力度的去投入支持。

政府的产业决策，比市场慢半拍，很多情况下是好事，说明政府懂得了尊重市场、尊重规律。

产业政策的论证和制定，一定是先有产业发展的事实，再有对趋势的判断。就好像先有冯·诺依曼发明了计算机，才能有支持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在马云把他想象的互联网产业做出样子来之前，政府持观望态度，并不丢人；等他做出样子来了，政府再跟进支持，也不能算是马后炮。

若因为政府对产业趋势的判断慢了半拍，就说产业政策注定阻碍产业的发展，显然是操之过急了。

第三、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竞争机制和纠错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间的产业竞争非常激烈。这种竞争的形成机制，有人说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有人说是为了升官，也有人说是出于政治责任感，众说纷纭。但不管怎样，激烈的竞争是客观存在的，这一点比较公认。

地方政府间的空间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撑，这一点我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里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有说明。这种空间竞争跟市场经济的价格竞争机制存在区别，但它仍然是一种有效的竞争机制，可以实现优胜劣汰，在空间上推动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升级。

竞争促进了纠错机制的形成。纠错的方法主要是两种，一种是换思路，一种是换人。张教授认为政府一旦制定错误的产业政策就无法纠错显然不符合实际。实际情况跟他想象的正好相反：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不是无法纠错，而是“纠错”速度太快。很多地方领导的思路说变就变，令人猝不及防。至于换上个新领导就换个新思路重新来的事情，就更是屡见不鲜了。

——考虑到中国产业升级速度之快、地方经济竞争程度之激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及时变换思路是必要的。产业政策需要改进的是加强科学论证和完善制定程序，以更好的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