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全中国发货量最大的两个地方是广州和义乌。如果我们再想想义乌政府三十年来支持小商品市场发展的产业政策，以及临近广州的小榄镇、古镇镇政府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专业化的生产聚集，而这些聚集区正是许许多多网络小商品的货源地。我们就可以说：我们今天能在“双11”疯狂扫货，能够如此便捷的拿着手机一边走路一边就能买买买，这一切，都离不开产业政策的支持。

也许会有人说：美国没有产业政策，人家还不知照样有亚马逊、百思买，可以用手机购物，有快递送上门。死了张屠户，难道就只能吃带毛猪？没有产业政策，中国的互联网购物说不定反而可能发展的更好。

实际上，美国也是有产业政策的，比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92年就开始推动“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投巨资大力支持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科技研发。这正是美国今天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基石。当然，美国产业政策的深度和广度跟中国比起来差了一大截。比较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是“弱产业政策”支撑起来了它的互联网产业，而中国是采用了“强产业政策”来支撑了互联网产业。

在不同力度的产业政策支撑下，两国的网络购物业发展情况如何呢？

2016年，中国“双11”淘宝的购物额超过了一千亿，2015年的这个数据是912亿。这个数据不包括京东等其他网络购物平台。而2015年美国的圣诞节加“黑色星期五”的网络购物总额为7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大概500亿。如果比较全年的网络零售量，中国2015年是4万亿人民币，大约相当于5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而美国的数据是3400亿美元，只能屈居第二。

美国黑色星期五

不管是购物节还是全年的数据，美国的网络零售销售额都只有中国的60%左右。

考虑到2015年美国的GDP大概是中国的130%，且美国的互联网产业比中国先起步很多年，就更容易看出来中美之间网络购物发展水平的差距了——美国远远落后于中国。

为什么采取“弱产业政策”的美国，在网络零售业方面如此快地被采用了“强产业政策”的中国追上并超越？这里面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实际上，这还是拿中国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比。如果跟起步时间差不多的印度相比，这种差距就更明显了。

印度和中国都拥有十多亿人口。跟美国一样，印度执行的是“弱产业政策”。印度的GDP只有中国的20%，比较可怜。但是网络购物额的差距更大，印度只有130亿美元，还不到中国的3%。实际上，今年“双11”开抢的前八分钟，淘宝产生的销售额就超过了印度全年的网络零售额。也就说，中国的“剁手党”们熬个八分钟的夜，就把全印度人民一年网购的钱给花出去了。

为什么中国能在网络购物方面取得远远超过印度的成绩呢？经济总量和人口因素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

印度有没有自己创业、建立网络购物平台的企业家呢？有的，而且还有很多。有没有类似于支付宝这样的网络支付平台呢？也有。印度的互联网产业内部是否存在市场竞争机制呢？存在。

那印度和中国到底差在什么地方呢？不差人、不差企业家、不差技术、也不差在市场机制。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印度和中国之间真实的，而不是凭空猜测的情况，二者最明显的差异显然就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

印度政府不能像中国政府一样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无线网络信号、不能建立起中国这样高密度的铁路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网络、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大数据产业园、不能建立起中国那么多的仓储物流产业园、不能为地方中小企业的聚集提供从市场建设到金融支持等多方面的扶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印度才在这一轮互联网革命中被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如果中国没有淘宝、没有阿里巴巴，中国一定还会有别的企业家建立类似的企业，中国一定还是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网络购物强国。如果淘宝网明天就宣布关门停业，中国的互联网购物浪潮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停顿。“剁手党”们可能会默哀半天，然后拿起手机转战诸如京东、亚马逊、苏宁易购、微店、当当、1号店、唯品会等多个购物平台。淘宝的店家们也会很快聚集到另一个平台，用不了多久，那里就会形成一个新淘宝。

但是，如果阿里巴巴创业团队离开中国，去印度创业。那里也有十多亿人，但智能手机普及率不到14%，70%的地区只能使用2G信号，没有义乌、小榄、古镇这样的小商品生产聚集地，高等级公路和铁路只能连接少数大中城市。那么，阿里巴巴也许还是可以做成印度最大的网络购物平台，但其一年的销售额肯定比不上今年“双11”前十分钟的销售额，阿里也成不了世界一流的互联网企业。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我们并不希望阿里巴巴真的出走，因为那会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发展的一大损失。但这种损失是99分和95分的区别，而不会是优和良的区别，更不会是及格和不及格的区别。

七、产业政策为什么有效？

张维迎教授认为，政府不可能正确预测产业的发展方向，也不能纠正自己的错误。政府的错误将会扼杀产业创新，因此产业政策应该废除。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举了比尔·盖茨的例子。

他说：“1990年如果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互联网时代就不会这么快到来，因为比尔·盖茨当时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个人电脑）。”

社会科学上的“假如”是很难被验证的。张教授的这个“如果”也是如此。我们没法回到1990年让美国设个产业政策委员会，看看实际效果如何。替代的验证方法只能是找一找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案例可供参考。

1996年前后，马云创业初期，曾经到北京，向中央各大部委推销他的互联网项目，要帮助国家各部委把信息上网。结果吃了一串闭门羹。当时中央部委的领导还缺乏互联网这个概念，并没有为马云提供支持。据说在离开北京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马云和推销员一起在宾馆里抱头痛哭。

阿里巴巴创业团队

在马云到中央部委推销遇挫的这个真实故事里，如果我们把部委的领导换成比尔·盖茨，把中国换成美国，就跟张维迎教授假设的情况很类似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不看好互联网的人坐在政府领导的位置上，而且这个政府有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

按照张教授的逻辑：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一定发展缓慢。

但最后实际的结果却跟张维迎教授推论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这种情况下，二十年下来，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比美国还快些。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马云被拒绝之后发生的事情中找到答案：

马云回到杭州以后，并没有放弃努力，带着创业团队自筹了50万元开始做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拿到了风险投资，成立了阿里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