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李晓鹏博士就“张林产业政策”辩论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产业政策不能一刀切地谈存废，他回归实例，分析了政府规划对地方经济的积极作用。本文中，李晓鹏博士以更新近的案例，进一步作证了上述观点。】

六、“双11”繁荣背后的中国产业政策

经济的发展，就好像织布，需要很多很多纵向的纱线（专业术语叫 “经纱”）和横向的纱线（“纬纱”）紧密结合，才能织出来结实牢靠的布料。如果只有横向的纱线，或者只有纵向的纱线，那就不可能把布织出来，只能是一堆一堆散乱的线团。

在经济体系中，企业主要从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来整合经济资源，从进货、生产到销售这么一个链条，比较注重纵向思维，就好像是织布机上纵向的纱线；政府主要从空间效益最大化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注重在横向上整合各种经济资源，这就好像是织布机上横向的纱线。两方面的纱线数量都很多，不止一根。企业的种类很多、从事的行业很多。产业政策则广泛存在于政府的各个层级，以各种形式发挥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从宏观到微观“无微不至”，渗透到了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中。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相互交织、彼此配合，一层一层地缝合在一起，这才共同织出来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

在刚刚过去的“双11”购物狂欢节，马云打造的淘宝销售平台创造了一天一千亿的销售奇迹。这当然被视为企业家才能的伟大成就。但是，这样的奇迹难道仅仅是企业家创造的吗？

在淘宝“双11”晚会的大屏幕上，一副巨大的电子地图显示着全中国的购买数据。这张地图也提醒着人们：天量的购买信息会制造天量的数据流量。

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些数据流量并不是在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进行处理，而是在分布在全国很多地方的 “大数据产业基地”。其中最大的是距离杭州两千公里之外、中国贵州贵阳高新区大数据中心。这里布置着超过十万台大型服务器。

大数据基地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因为服务器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并且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冷却，还需要十分稳定的地质结构保障其安全。贵州的水电资源丰富，其石灰石地质结构也很稳定，因此是布局服务器的绝佳地区。为了支持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贵州省和贵阳市多年前就制定了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为数据中心提供了几乎免费的土地和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电价和水价，并负责地面的平整、架设高压输电线路，规划建设方便的公路交通网络。贵阳的大数据中心不仅为阿里巴巴提供数据服务，还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的数据处理中心。

如果没有这些大数据中心的高速运转，双11的购物狂欢可能刚开始一分钟就被网络崩溃中断了。

当订单完成付款以后，就会有超过20亿件商品开始从各地仓库发货。绝大部分货物都会进入附近的大型仓储物流园区进行中转。而这些物流园区，也是过去十多年在政府产业政策支持下迅速新建起来的。

只要有机场、港口和大型火车站的地方，政府就会规划建设物流产业园，把各种电商快递的仓库聚集到一起，集中存储、分拣、配送。在淘宝诞生之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内，中国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地伫立起来了约1200个物流园区。

从物流园区中转以后，货物就会进入庞大的交通网络进行运输。在过去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高速公路里程从几乎为0到成为全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长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铁路里程最长的国家，而这些几乎全都是政府主导建设的。这些建设不能全算是产业政策，但里面仍然少不了产业政策的元素，比如煤炭运输专线、高铁产业链条的整合等等。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产业政策的支持，如此庞大的网络购物产业体系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在“双11”的购物狂欢中，企业的创造和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彼此难以分割：当我们打开手机淘宝的时候，这个网站是企业家马云创造的；网络信号是政府主导的电信通讯系统传播的；当我们点击购买的时候，数据处理是在政府规划建设的大数据产业园进行的；处理完的数据反馈到卖家，这些卖家大部分是私营中小企业主；企业家们把商品发货，进入政府规划建设的物流园区；物流由快递企业分拣——创办顺丰的是一个从快递员干起的私营企业家，可以高速把货物送达，但如果要把货物送到偏远地区，还是需要使用政府几十年前建立的邮政物流系统；货物分拣完成后进入政府主导建设的交通网络体系，最后再通过一个一个为了谋生而进入快递行业的快递员进入千家万户。

我们购物用的手机，也跟产业政策有关。比如，华为是中国最大的手机制造商和世界最大的通讯设备制造商，它是一家民营企业，但它所从事的通讯设备制造业又是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重点。

政府对华为的支持，只需要列举一个方面的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土地。

为了支持华为的发展，地方政府在土地问题上都十分慷慨。华为从1996年开始在深圳买地建设总部，到2008年累计拿到了160万平米，平均地价只有每平米375元，其中2008年拿到的一块最贵，地价也就每平米920元。这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基本上就等于是白送了华为好几百亿的现金。2002年，华为在上海浦东买了27.5万平米的地建设研发中心，地价为每平米469元；2003年和2007年在杭州买了36.3万平米的土地，均价为每平米217元。2012年在北京北五环附近买了一万平米的地，均价为每平米1942元。

仅仅通过土地廉价出让的方式，政府就相当于补贴了华为超过一千亿的资金，可以让华为低成本在中国的各大中心城市建设研发和生产基地，享受到大城市的各种便利。

华为总裁任正非

华为为什么能如此强大？它的生产制造成本为什么可以比它西方的竞争对手低那么多，成为世界第一的通讯设备制造商？

首要的功劳，当然应该归功于以任正非为首的创业和管理团队，以及华为十多万辛苦工作的员工，但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显然也是卓有成效的。

政府从土地上补贴给华为的钱，算不算是浪费，是不是不务正业呢？恐怕不能这样认为。因为华为的发展壮大，给一座城市和给中国带来的利益，远远超过了政府少收的土地价格。仅仅税收一项，华为在深圳上交的数量就应该大大超过它占用的土地价值。更不要说华为员工在周边购房给政府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了。

能够获得政府产业政策支持的当然不仅是华为，淘宝的母公司阿里巴巴也是一样。它到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建设区域总部、数据处理中心或者仓储物流基地，地方政府都会毫不吝啬的提供廉价的土地、电力和各种服务。

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就是因为这可以带动本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政府税收、拉升土地价格、创造劳动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