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春节回不回家？回去被隔离了怎么办？回去了回不来怎么办？

临近春节，各地零星爆发的疫情又让在外游子的回家之路充满不确定性。而地方政府为了守土有责，严阵以待，用高标准对返乡人员进行管理，各地又标准不一，回家前打听当地防疫政策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划定疫情防控区域、减少不必要流动、做好个人防护，是应对不确定疫情过程中探索出来的重要经验，并且绝大多数人也形成并认可了在中高风险区域审慎流动的自觉。然而，前些日子由“恶意返乡”等问题暴露出来的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层层加码却引起了广泛争议：

在一些地方执行的防疫政策中，从低风险区域到低风险区域的流动，也被列入了多轮核酸检测+隔离观察的对象，动辄对返乡人员家中贴上封条和居家隔离提示卡，则不免为老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深圳一女士在回乡高铁上接到了通知，落地后需要集中隔离7＋7，酒店费用每天300元，无奈之下，只能中途买票返回深圳。

除此之外，在执行防疫政策过程中，一些人员的粗暴态度也让居民感受到了凛冬中的寒意。陕西某社区主任面对市民咨询防疫政策，怒怼：“我不说，滚！”笔者的朋友打电话咨询能否从低风险地区返乡，也被基层干部恶语相向，“敢回来摔死你……”。

当然也有暖心的故事。同样是针对返乡问题，一位在北京行程卡带星号的网友晒出的浙江省返乡政策却让人泪目，“没关系，没让你们集中做核酸，就说明你在的那片安全。我们还是相信首都的。”“您想家了吧？想回来就回来吧。”

不确定性是近年来我们遭遇的最确定的事情了，如何应对不确定性的病毒，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是需要社会和政府共同应对的难题。对于疫情防控，当然需要严肃对待，但是一出现病毒，就谈之色变，然后挥起一刀切式的政策大棒，用最严格的政策无差别对待所有群体，显然也是有失偏颇的。

尤其是在当前，经历了两年与疫情斗争的经验积累之后，一些地方仍然用所谓最硬核的方式来防疫，既暴露出了地方治理能力的不足，也不利于和谐稳定的社会建设。

防疫政策如何打破一刀切魔咒

精准治理因为其靶向治理内涵而成为新时期政府治理改革的重要方向，无论是从公共政策设计，还是社会需求，精准的政策执行显然更符合社会的期待。然而，尽管精准治理成为了广泛共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却似乎难以走出一刀切式的魔咒。如果仅仅将矛头对准基层干部没有采用精准的治理模式和手段，恐怕也有失公允。一刀切式的政策执行模式虽然广受诟病，但之所以长期存在，也有一定的原因：

一方面政策执行需要标准，相较于社会事实的复杂性，单一清晰的标准更容易执行。尤其是一线行政，面临的人员形形色色、社会问题纷繁复杂，对于具体问题当然需要具体分析，但是这是以时间和大量的人力投入为代价。而在地方能力相对有限的背景下，通过简单清晰的政策执行标准可以提高应对社会事务的效率，但这需要以政策执行的不精准性为代价，容易“错伤无辜”。

当然，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可以辅助地方政府对复杂的社会事实进行筛选，健康码、通信行程卡就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技术手段的应用场景依然非常有限，其对于治理的辅助功能仍然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例如，通信行程卡就是以行政区划边界为识别基础，一个点位被判定为中高风险区域，则整个地级市区域都要带上星号，很显然这种方式对于行政边界法的相邻区域、对于社会大流动的社会现实而言，实际作用非常有限。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承担着属地管理之责，相较于复重的治理任务和问责压力之下，地方主官和卫健委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则成为了疫情爆发后的主要问责对象。尽管这种问责主官的方式有助于压实责任，避免基层人浮于事，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比较明显，一些地方的行政逻辑逐步转变为避责为先。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的疫情，通过层层加码来提高政策执行标准，尤其是标准划分的越高，也就不容易出错。

河南巨鹿县第一城小区防疫卡口，图片来源：新华日报财经

在疫情防控中，为何一些政策在层层加码之后显得机械和僵化就在于此。尽管低风险区域人员的流动存在的风险极小，但是并不排除一些人员初期核酸检测阴性，后期核酸检测阳性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对低风险区域人员进行多次核酸检测+集中/居家隔离的办法，最有助于降低病毒传播的可能。虽然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较低，但是通过提高政策执行标准，则更加方便基层把握和执行。

与此同时，通过设置高标准也更容易转嫁责任和风险，即便是出现了问题，那么地方政府也可以有理有据的将责任归因于其他方面，或者返乡者自身。既然无法有效阻止风险传播，那就彻底将风险扼杀在摇篮之内。

由此可见，一刀切式的政策逻辑并非完全不合逻辑，但是这种逻辑是以牺牲社会流动性为代价，将符合返乡条件的人员拒斥于千里之外，既不符合国家政策，也不符合社会情理。现代社会本就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既然风险不可完全避免，那么为了应对小概率的风险事件而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不仅很难持续，也会给人们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时至今日，我们确实需要系统总结和梳理应对疫情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完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的一次重要契机。

一方面，地方政府需要重新审视在应对不确定性疫情中的权责关系，通过结构调试与部门联动，能够形成应对危机事件的合力至关重要。行政体制运行确实需要清晰的规则和明确的责任意识，但是也需要适度的容错和纠错机制，给予基层能够甩开膀子去做事的空间和信任机制非常重要，要避免动辄处分干部，影响基层做事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应急体制的完善不仅要表现在文本中，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实战的检验，尽管越来越多地方认识到了应急管理的重要性，但是其表现还是侧重于文本化的“抄作业”，缺乏常态化的演变以及实战检验，以至于一出现问题，要么是麻木应对，要么是如临大敌、手忙脚乱，缺乏了应对问题的淡定和从容。在不确定性的疫情背景下，流调能力提升、常态化的核酸检测演练等都是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底气。

应对政策执行一刀切魔咒的良方当然是能够精准治理，但是如何才能精准，恐怕不是抄作业那么简单。城市运行和管理是非常复杂的系统，由于财力、人力等差异，其治理模式也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关键还在于治理能力的长期提升。常态化的疫情防控当然需要我们严格认真对待那些有可能威胁到人民生命健康的不确定性事件，但是这并不排斥行政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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