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历史的梳理，给出的军政关系对策事实上也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要想实现军事职业主义的客观文官控制，从根本上来看不取决于军方领导人与政治家的制度设计，而是需要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根本性调整。美国不应继续将军队作为执行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而应当是一个坚持保守主义的职业化集团，这最终依赖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转型。“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就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从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主义。只有在这个具有同情理解的保守主义环境中，才能允许美国军方领导人将社会托付给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社会生存不可或缺的军事职业主义结合在一起。”（页464）

关注到这一论断的话，就可以发现，此前各章节漫长的铺垫最终是为了引出此种思考，而这也开启了亨廷顿在他三十多年后出版的那本更有名的著作中对西方文明的告诫，即不要为了自由主义的普世理想而过度透支自己的力量进行帝国扩张，而是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去保存自己的实力，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姿态维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人与国家》这本处女作，发出了亨廷顿作为一个极具洞察力的保守自由主义者的先声，从而体现出他作为政治学家而非军事学家抑或历史学家的意义。

四

理解亨廷顿在全书最后所表达的这种“隐微教诲”，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这本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对于当下中国的意义。亨廷顿虽然在理论上进行了一般性的构建，但真正所要给出的并非关于军政关系的一个普遍适用的理想模型，而是立足于美国语境的高度现实主义分析。一个国家中理想的军政关系，不是由意识形态理想所设定的，而是由国家所面对的最基本安全形势决定的。美国式的军事职业化与客观文官控制，因而也并非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用。

如果用比较的视角来看的话，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军事职业分化程度更高，因而也更早地形成了处理军政关系的相关理论与制度，并且也在历史实践中体现出了其重要意义。在大部分时间内，儒家思想指引下的军政关系既保证了国家有一支较为强大、足以抵御外敌的军事力量，又能基本控制住军事力量不干预政治，保障了外部安全与内部稳定。

而在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过程中，军事力量作为更早实现现代化与组织化的社会集团，实际上成为一种实施社会动员与社会整合、推动松散的传统社会组织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从而也需要针对这一特点来建构军政关系，而不能套用西方式的“职业军人与文官政治”二元框架。

因此，对于亨廷顿的解读，不应简单理解为提供了值得借鉴模仿的具体方案，需要在中国建立与之相似的客观文官控制。而是应当“得意忘象”，认识到亨廷顿所指出的关键，即把军政关系嵌入社会整体秩序之中，围绕着社会应有的最核心意识形态来加以建构。借用亨廷顿另一部重要著作的篇名来说，那就是军事力量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并且为保卫“我们是谁”而战。

“军人作为秩序的守护者，承担着沉重的职责。他们所能做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坚持自我，带着沉默与勇气以军人的方式为国家服务。”（页466）正如美国军事力量应当以保守主义的立场审慎而坚定地捍卫“美国何以成为美国”，在中国，我们可以获得的借鉴是，军事力量也应当捍卫“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坚持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立场。宪法、法律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其他各类型制度建构，都应以此作为基本立足点。

电影《红海行动》剧照

五

对于亨廷顿这部具有丰富内涵的著作，上述的分析仅仅是理解视角之一，不可避免带有个人前见的理解。在为期两年的翻译中，不断感受到这部作品的经典意义，也一直很享受与其中具有洞察力的丰富思想的对话过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思想上或文字上的误读。感谢田雷兄主持的《雅理译丛》提供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经典对话，进一步加深我对法律与军事这一主题的思考。

也感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项玮、张阳诸位编辑的辛勤工作，并且宽容我在交稿时间上的拖延。还要感谢我的硕士生董化亮同学，他为本书录入了大部分尾注。作为参考的台湾版译本，也常常会给我更强的市场竞争的激励来追求更为准确妥当的表达，并且在比较之下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就感，因此也向台湾版的译者群体表示感谢。最后要感谢的，当然是本书未来的每一位读者，同时也为译本中存在的错误与不足预先向读者表达歉意。

李晟

2016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