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战略涉及对国家核心利益的界定，对外部威胁性质、范围和程度的判断，以及对维护自身安全的手段的选择。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针对如何处理对苏关系曾经爆发过激烈的争论。一般认为以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为代表大致形成了鸽派和鹰派两种路线。前者偏重于政治遏制，后者偏重于军事遏制。凯南和尼采二人都是推崇严密理性思考之人，和偏执非理性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从二人对美国冷战政策的影响以及美国冷战实践的过程来看，如果把“偏执风格”理解为对外部威胁的错误定性和目标与手段的错配，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毋宁说凯南和尼采两人合力之下，在各自影响力的范围之内，推动了冷战的形成。

立足今天回望凯南和尼采的观点、立场，前者从对手国家历史、心理习惯和意识形态立场得出了所谓本质主义认识和“遏制”观点，后者从现实博弈角度出发得出了各种军备竞赛建议，在定义美苏关系本质的源头和互动模式的过程这两方面，通过两者的相互强化而最终形成了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几乎将全人类拖入核大战的冷战过程。

苏联当然也有自己的种种问题，但美国作为一直占据优势的一方，需要思考如何避免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偏执风格”影响安全战略。在美国社会层面“偏执风格”愈发广泛，“偏执型”政客的影响愈发增强的当下，这就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偏执风格”的主导下，会使得对外战略决策忽视关键因素进而导致政策盲点。

“偏执风格”带来的对外政策盲点

首先的一个例子就是自前国务卿蓬佩奥开始，美国现在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看法，认为美方的各种博弈措施只是针对中国政府，而不是针对中国民众。

但是通过抓捕孟晚舟来打压华为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在与全体中国人的福祉作对。用超出正常商业竞争的手段在全球封杀中国高科技公司发展的手法，也是在和全体中国人的福祉作对。

这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普通中国民众都希望从国家产业升级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而中国的各种龙头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都是产业升级换代的带动力量，打压这些头部企业就等同于压缩所有中国人的发展空间。

虽然从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角度来理解，对技术转移施加一定程度的限制在现有民族国家体系之中无可厚非，但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火候。现在美国因为国内政治气候的原因，在极端政客的推动下，存在进一步将中美之间正常的经贸、科技、人文交流泛政治化的倾向。这除了把自己搞成“惊弓之鸟”，进一步损害美国的公信力和全球政治稳定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其次，在美国几乎所有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会反复提到美国是一个全球大国，拥有全球利益。最新版的安全战略报告基本可以被归纳为一点，两线，四面。焦点是和中国的竞争，两线是美欧、美俄关系，四面是美国在新技术，网络空间，全球贸易，以及全球海域、空域和外太空的规则制定权。

纵观美国自二战以后的对外政策最高目标，核心一点在于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防止任何可以挑战美国的国家出现，无论这个国家具备何种意识形态色彩。

基于对中国发展趋势的预判，美国在奥巴马任内就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首先是奥巴马2009年在日本宣布美国将会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然后在2011年底，几乎同时启动了“转向亚洲”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两项政策。[4]如果这些举措都顺利执行到位，那就不仅可以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威慑，还可以将太平洋和大西洋两个方向上的经济圈更一步拉向美国而不是中国。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东京峰会现场

但是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停了“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不仅和中国打起了贸易战，还挑起了和欧洲的贸易争端，最后欧盟在2019年4月15日选择终止“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谈判，反而在2020年12月30日美国国内选战正酣的时点，选择和中国草签了“中欧投资协定”。而且在同一时段内，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北溪二号”开始填充天然气，一旦获得运营许可，即可开始供气。

中、俄、欧三方在欧亚大陆上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关系这一前景，从美国传统的对外关系原则来看，堪称地缘政治噩梦。拜登就任之后，这一局面开始扭转。2021年5月欧洲议会冻结了“中欧投资协定”，9月“澳英美”三边安保联盟成立，今年2月发布了“印太战略”。随着俄乌冲突爆发，欧洲和俄罗斯的能源合作至少是大打折扣了。这样在军事和能源上，欧洲只能更加倚重美国的支持；一旦和中国拉开经济距离，欧洲也只能选择和美国形成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

新版安全战略基本上全盘继承了美国二战之后的传统战略实施路径，如果美国可以重新绑定欧洲，大幅削弱俄罗斯，并压制中国的上升空间，那就基本算是实现了报告中的主要目标，就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国际制度。但这中间绕不过去的一个政策盲点在于美国的战略规划中似乎总是把资本利益和国家利益混为一谈。

马克思关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上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物的委员会的经典论断，在今天分析资本与国家关系的时候需要做更细致的区分。从协调不同资本集团的关系以及协调资本和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美国政府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就不会出现艾森豪威尔提醒警惕军工复合体的情况，卡特也不会尝试拒绝建造更多战略核潜艇的建议。

美国资本从牟利的角度可以讲全球利益，但美国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从生存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需要一个全球利益，以及由美国国内哪一部分群体来承担获得这个全球利益的成本，都是一个很难界定和平衡的问题。和其他大国相比，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实际上是最好的， 生存和安全压力相对而言都是最小的。这种情况下，跟随资本去追求全球利益是否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就是一个在源头上需要厘清的问题。

另外就对外政策实践而言，以自己的利益为指归，纠集仆从国来争霸的思路，历史上并不鲜见，结局也并不美好。美国的战略规划习惯于考虑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趋势，也经常就什么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什么是实现这些利益的手段展开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总能触及问题的本质。

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也许美国又需要展开一些哲学思考才能重新找到和中国的相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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