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校园性骚扰？

我们似乎得到了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但正义实现了吗？我们只能说在个案上实现了正义，但正义的未来还“路漫漫其修远兮”。

近年来，高校性骚扰事件不时发生，如某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某武性骚扰事件、某财经大学副教授钱某性骚扰事件等等。高校大多对性骚扰者作出了严肃处理，但这似乎阻止不了下一个高校色魔把手伸向下一个受害者。

其实，我们不是拿高校性骚扰没办法，而是还没有太多办法。

教育部颁布的《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规定，教师不得与学生发生任何不正当关系，严禁任何形式的猥亵、性骚扰行为。

《妇女权益保障法》对于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也作出了一些规定。

《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民法典》明确了单位在预防和制止性骚扰上是有义务和责任的，这无疑是立法上的一次进步；但从2021年1月1日实施以来，已经过去3年多了，有多少单位按照这条法律规定采取了多少预防、处置措施呢？

依据教育部的官方答复和新闻媒体的调查，大多数高校还没有设立专门防止和处理性骚扰的机构，专门的工作制度还不健全，这使得遭受性骚扰的学生“举报无门”，很多时候只能不了了之。这可能也是王迪选择网上实名举报的原因之一。

针对性骚扰，我们还可以做什么？这可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性骚扰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各国在防治校园性骚扰上都采取了一定措施。

比如，2010年，日本文教大学修订并颁布了《文教大学防止骚扰规程》和《文教大学防止骚扰委员会规程》，该大学还设立了学校防止骚扰委员会，在接到投诉时第一时间召开会议，安排委员会成员及时和投诉人取得联系，由学校骚扰防止委员会指定调查委员，由调查委员调查投诉人反映的内容是否符合事实，并形成调查报告，经防止委员会投票表决后报校长决定。

美国则是通过《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规制校园性骚扰现象，教育部公民权利办公室制订了实施《教育法修正案》第九章的指引，在该法的推动下97%的高校都制定了正式的反性骚扰规定，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其中90%的高校会针对性骚扰问题进行内部调查。

例如，哈佛大学出台了《第九章反性骚扰临时政策》，设立了性别平等办公室和争端解决办公室两个专门处理校内性骚扰行为的机构，接受性骚扰投诉，提供心理咨询，解决性骚扰争端，并制定了较完善的性骚扰处理程序，分为投诉、初步审查、正式调查、调解、听证和申诉，适用优势证据标准认定事实（在民事案件中，只要可能性超过50%，就可以认定为性骚扰）。

从国外一些防治性骚扰的实践可以看出，针对校园性骚扰，我们至少可以做到：

制订比较完善的性骚扰防止制度和指引，告诉学生遭遇性骚扰时该怎么办和学校应怎么处置性骚扰事件；

在高校成立规制性骚扰的专门机构（应相对独立），负责调查和处理性骚扰行为；

改革研究生培养制度，弱化导师权力；

对师生宣传和教育性别平等和反对性别歧视，让性骚扰成为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

正如劳东燕教授所言，“希望这次的事件能成为一个转机，改变高校乃至整个社会对性骚扰的乡愿氛围，并促进反性骚扰常态机制的建立。”

希望有一天，所有色狼可能拥有的权力都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所有学生都有勇气对性骚扰大声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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