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经济自金融危机后逐渐复苏，但是这种复苏并不是全部产业的均衡发展，不平衡的产业结构也是特朗普能够在大选中获胜的原因之一，在“锈带”州表现尤其明显。

“锈带”是一个经济学的特殊名词，指那些曾经历辉煌后陷入低迷的产业区，表现为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和城市衰败。在美国主要指中西部一带曾经以制造业为主体经济的州，如密歇根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威斯康辛州等。

美国劳工数据局的2014年行业发展速度数据表明：该年度服务业发展最为迅猛，但主要集中在低端行业；制造业曾经是实业经济的中心，然而其衰退速度最快。2000年，威斯康辛州的制造产业雇佣了全州五分之一的员工，产值高达该州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时至2015年，该州制造业的产值下降到总产值的十分之一，而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行业一跃而起，产值几乎达到该州GDP总值的五分之一。

特朗普把美国经济疲软归咎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他在竞选中声称全球化所带来的资金和产业转移造成了美国大量人口失业。特朗普不仅抨击中国在全球化中获利，而且还攻击邻国墨西哥，他表示要认真考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TO)是否有利于美国，美国是否有继续遵守协定的必要。特朗普就任后立即退出TPP，认为如此能够保护美国的制造业，提高就业率。特朗普还同各大公司谈判，呼吁和鼓励他们将工厂搬回美国。由于特朗普归罪全球化的态度和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美国政府战略呈现出收缩态势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选后民调显示：最关心经济议题的美国人超过半数，认为国内经济发展糟糕的美国人高达五分之三。美国整体经济的相对衰弱导致了这种消极态度的蔓延，更重要的原因是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日渐萎缩的中产阶级。1980年至2014年，1%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的年收入与普通人的收入差距从27倍跃升到81倍，具体金额约为130万美元比1.6万美元。

中产阶级一直被视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的中坚力量。然而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处于收入顶端和底层的人数总和(1.213亿)已经超过了中产阶级的数量(1.208亿) 。伴随这一趋势的是中产阶级家庭总收入的大幅滑落。1970年至2014年，中产家庭收入占全美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62%下降到43%，而上层家庭的收入比重从 29%飞升到49%。

1970至2015年，美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从63.9增加到348.2。同1999年相比，2015年的美国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减少了1327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等因素，收入不增反降，美国社会中的医保、养老等生存问题也日渐显著。美国民众对于废除“奥巴马医保”的种种矛盾观点和表现也反映出中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状况不愿增加家庭开支的态度。美国人民引以为傲的美式生活的吸引力随着生活水准的下降而减弱，丧失了其在好莱坞电影里的美好和梦幻。

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生活水平下降较快的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白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他们所能从事的专业程度较低的行业被重新配置到发展中国家，留在美国本土的几乎都要求更高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以往凭借体力劳动或其他低端工作就可跻身中产的人群无法立即胜任这些工作。

不仅如此，少数裔新移民所能从事的同样是国内所剩无几的专业程度较低的工作，对工资水平和待遇要求不高的新移民群体成为他们求职场上的强劲对手。收入不增反降的失落、贫富悬殊的无望和失业危机高悬的恐惧使他们一边谴责资本集团和建制派的贪婪无情，一边怨恨直接抢走自己饭碗的他国移民。除此之外，移民所带来的安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也是导致美国价值观乃至美国社会由内而外撕裂的原因之一。

（二）社会问题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详细描述了移民可能会给美国带来的问题。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裔少数民族拒不融入西方文化，往往继续维持母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如果不能成功同化移民，其所造成的内部冲突有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分裂。

2015年3月发布的《2014-2060年人口规模和构成预测报告》(以下简称《人口报告》)显示：“土生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到2060年将有18.8%的美国人是“外国出生人口”，在此期间新生婴儿的母亲中高达20.3%为“外国出生人口”。《人口报告》同样指出要想保证美国人口总量的平稳增长，还需要增加6000多万移民。

亨廷顿称西方经济实力的衰落和人口活力的匮乏使其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其他社会和文明。这种实际“外国出生人口”比重持续增长的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冲击美国的本土文化和土生人口的心理。一些反对移民的人士担忧新移民将来有可能引起语言、文化和精神上分裂的美国。

目前，非拉美裔白人仍然是人口数量最大的单一族群，超过人口总数的50%，但这一比值将在2060年下滑为43.6%。据《人口报告》预测，非拉美裔白人将于2044年从多数族群变为“主要的少数族群”。此后，非拉美裔白人仍将是最大的单一族群，但美国将处于没有任一族群超过总人口半数的多元人口结构之中。

此外，18周岁以下的人口变化现状及趋势表明，非拉美裔白人在这一年龄组的现有比例(52%)和未来趋势(2060年为35.6%)都很低，也就是说，在这一年龄组，美国的非拉美裔白人孩子已经接近成为“主要的少数族群”。亨廷顿也早已承认美国也能应用文明的范式，因为其社会中的肤色意识非常强烈。美国族群和种族的差异和不同日益显著。

自9·11恐袭以来，种族问题在来自中东的穆斯林移民群体上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人认为他们不仅抢占了宝贵的工作机会，还因为不同的文化信仰等带来的安全隐患。穆斯林对本民族文化的坚守使其难以融入美国的传统白人社会。白人中的传统保守分子对移民、特别是伊斯兰移民的排斥态度还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选后民调表明近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极其重视恐怖主义问题，而对移民的担忧吸引了超过十分之一人口的关心。而重视这两个议题的民众50%以上投票选举了特朗普。

美国在此前20多年一直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扩大自己的海外影响力和势力，对其他国家指手画脚，使许多民族与地区的仇美情绪加剧，加大了美国遭受恐怖主义活动袭击的危险和可能性。欧洲屡次发生的穆斯林恐袭事件和美国本土的恶性伤亡事件等再次激起了国内对潜存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的担忧与恐慌，也加深了对伊斯兰移民的排斥心理。

从殖民主义时代算起，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大量融合了从欧洲迁移而来的移民，但现在其“大熔炉”的功能日渐萎缩，甚至有彻底消失的风险。亨廷顿担心新移民坚持自己原来文化的行为很有可能冲击占支配地位的殴裔文化。其他文明的人口在美国社会所占比例大幅增加，意味着它未来会变成一个非西方的美国。这是美国社会分裂和认同缺失的重要因素。

纵观美国历史，其民族认同在文化上由西方文明遗产界定，政治认同则由美国信条的原则界定，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首肯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

当下的美国，许多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取向界定的团体纷纷诉求更多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多元文化主义者的权利声张实际上破坏了美国的内聚力，影响了社会认同和主流价值观，造成社会共同认知的进一步缺失和分裂。而总统候选人拉拢非裔美国人的言行、西班牙语逐渐成为美国的第二语言、LGBT组织的兴盛等现象也证实了多元文化群体的异质性和社会认同的分裂。

白人中的保守者对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忧心忡忡，维护清教徒的欧裔美国价值观成为一股隐而未发的力量。

在生存、安全和文化信仰都出现危机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在汹涌的民意之下必须维护美国白人的传统价值观，因此做出驱赶非法移民、限制新移民入境、废除公立学校跨性别学生自由选择厕所的权力等行为。这也是巩固自身地位和利益、免遭沦落为边缘分子和弱势群体的自救举动。在西方文明本身和其他文明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问题愈加复杂，迫使其不得不面对和解决自己文化内部的挑战，而不是继续对外输送美国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