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这一少数民族，除了原本的罗姆人后裔之外，也包括来自前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各国的罗姆人难民和移民，因此有着各自的语言、文化和社会来源。他们与其他三个少数民族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地域性的少数民族，也不是语言性的少数民族（没有独属于自己的语言）[33]。

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加之缺乏内部团结和外部支持，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依然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上文介绍的“辛提人和罗姆人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促进融合、反对种族歧视。

2012年，在该委员会的不懈努力下，在首都柏林市中心距离国会大厦仅一步之遥的地点，树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全欧洲遭纳粹迫害的辛提和罗姆人。据统计，今日生活在德国境内的这一族群规模在七万到十五万人之间[34]。只有石-荷州的宪法确认了对这一少数民族的保护。罗姆语（Romanes）作为一种古老语言，早已分裂成为多种不同的方言。由于群体的污名化，愿意规范地学习并掌握这种语言的罗姆人十分稀少。只有匈牙利、奥地利的几所大学设有专门的罗姆语研究机构。

5、少数民族政策及相关机构

在德国联邦政府层面，“流亡者和少数民族委员会”（Beauftragter für Aussiedlerfragen und nationale Minderheiten）隶属于内政部，代表的是这两类属于德国公民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区别于主流社会的少数群体。同时，州政府内部也设立了相关的少数民族委员会（Minderheitenbeauftragten）。

德国宪法中没有关于保护少数民族的条款，但在上述四个少数民族生活的州，州宪法都通过了保护该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支持“自愿识别”的条款。这一条款规定，个体对于少数民族的归属是完全自愿的，并且不得与作为德国国家公民的一般义务相分离。

也就是说，少数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不是基于国家权力机构的认定，而是通过自身在社会化过程中的经历和选择来主观完成的。所在州的宪法和各类法律法规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保护”体现在如下方面：法律确保少数民族有权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加入自身语言和文化的内容，以及少数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与历史进行的研究有权得到政府的支持。

相关规定暗含着如下事实：少数民族学习和了解自身语言文化传统，必须建立在掌握德语、建立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否则就是违背宪法精神。当少数民族因为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落后而遭到不公平待遇，其代表机构和各级政府同样需要通过各种手段来消除敌对，促进族群间的理解和认识，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只能基于宪法对普遍公民权的保护，而不是基于“少数民族身份”。

在官方系统之外，一个名为“少数民族理事会”（Minderheitenrat）的框架机构统一代表大量少数民族协会，借此维护少数民族权益。这个理事会并非上层管理单位，而是属于非政府组织。它没有行政权力，只在柏林设立了自己的秘书处，直接通过联络各地的各个少数民族协会开展工作。

在德国，这些自发成立、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协会，以及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少数民族政党，正是真正为争取少数民族权益、保存少数民族特色付出努力的团体。以“南石勒苏益格协会”（丹麦语名词Sydslesvigsk Forening ，简称SSF)为例：该协会成立于1920年，拥有一万五千名成员和80个分支协会，主要目的是维护与生活在与丹麦接壤的南石勒苏益格地区的丹麦人和弗里西人的独特文化。这个协会在“少数民族理事会”的代表之一于2016年当选该理事会主席[35]。

三、四个少数民族的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如前文所述，现代国家境内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恰恰是伴随着统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在欧洲有着深远的传统。对欧洲各国政府而言，正确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实现他们在保存自身特色方面的要求的同时，能够同时形成强大的国家认同。要理解德国境内少数民族如何平衡“德意志身份认同”和“少数民族身份认同”，必须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与法国“先有政治共同体，然后才有民族文化意识”的路径不同，德国在19世纪以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更优先强调同一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共有的语言、文化、历史和血统的起源[36]。这一现状随着二战和东西德分裂的历史而改变。

战后德国的主流政治家们努力塑造一种基于宪法的、理性的民主政治文化，并以之作为“德意志国家认同”的基础。这一宪法精神努力消解原有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强调基于法权意义的平等公民权[37]。对于战争的反省和战后宪法的维护，以及对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制度的信任，构成了德国公民强有力的核心共识。这一事实造成了，尽管历史上同样存在民族独立运动，当代的德意志“国家认同”对于德国国内四个拥有自身独特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少数民族的成员来说是相对开放而包容的。

其次，在上述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独特历史语境下，四个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内涵。对丹麦人和索布人来说，由于能够得到享有同一文化来源的海外母国的大量支持，其民族认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德国与其海外母国的外交关系是实现边境地区和平稳定、保证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表面看来属于民族文化建设的问题实际上牵动着两国的国家利益，其本质是政治性的。

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成员本身扮演了桥梁性的角色；国家认同和少数民族认同二者平衡相容，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国家。例如，因丹麦在外交层面上的努力斡旋，德国境内的丹麦族在语言教育、文化保护方面获得了大量权利。丹麦境内的德意志族也享受对等权利，两国在边境地区因此实现了长期稳定。这种稳定的平衡甚至被冠以“欧洲模式”之名[38]。同样地，在两德分治年代，在前南斯拉夫中断与西德的外交关系、进而承认东德的过程中，索布人的努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通过弗里西人的例子我们看到，如果少数民族主要凭借文化手段来建构自身身份认同，必然结果就是这一认同逐渐弱化，直至最后消失。如果没有与丹麦族结成政治同盟，这一少数民族被同化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对辛提和罗姆人来说，民族认同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话题。由于长期处在社会结构的底层并且难以向上流动，他们成为德国社会“永远的外人”[39]，并长期遭受污名化。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族群的成员遭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排斥，难以建立对自己族群的归属感，也很难通过统一的国家认同将自己与其他群体联系到一起。

综上所述，根据两方面身份认同的强度，可将四个少数民族划归到如下图表中：

少数民族自身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关系

在这个图中，丹麦人的两种认同处于平衡发展的“双高”状态。丹麦人、索布人和弗里西人的国家认同水平都比较高，但由于建设少数民族认同的投入程度不同，相应的认同水平也不同。弗里西人语言规模小，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投入少，所以认同水平低。辛提和罗姆人由于遭受群体污名化，仍然处在反歧视、争取公民平等权利的阶段，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较差，甚至不愿融入社会，可以判定其国家认同比起其他少数民族更低，对自身少数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也更低。

四、结语

人的身份认同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不同的历史和社会情境中，不同的身份属性会获得不同程度的优先性，从而被激活或遗忘，各种属性之间还可能产生矛盾冲突。德国作为非传统移民国家，其基于战后宪法确定的“国家认同”对移民和外来人口的开放程度较低，但为少数民族成员提供了兼容自身民族认同的空间。这造成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矛盾冲突较小，但相互间仍有作用。

少数民族身份在德国不经由官方认定，少数民族获得的扶植措施主要基于政府层面和欧盟层面对其独特语言和文化的保护。对少数民族而言，维持自身特征、避免被完全同化、捍卫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同时避免因为自身的特殊性遭受其他社会群体的贬低和排斥，是其不愿放弃的权利。

然而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仅仅依靠政府和欧盟在文化层面上的扶持是远远不够的，还取决于该民族社群的团结程度、社会经济地位和投入的资源数量，而争取资源的手段常常是政治性的，甚至需要外国同族裔群体的协助。

如前文所述，欧洲语境下的少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本就是一对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对德国的四个少数民族而言，由于国家认同更多地由战后宪法决定，因此两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不大，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较少产生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民族增强自身民族认同，维护自己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少数政治资源不足的少数民族，必然会面临自身特征逐渐消亡、最终被同化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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