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介绍固原镇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为协调甘肃镇、宁夏镇和延绥镇的兵马明朝设立的三边总制这个职务，使得三镇的军队不再各自为阵，而是有组织地联合抵抗。

不单单是甘肃、宁夏和延绥，边患最为严重的宣大地区也制定了相关的条例：

“武宗好武，边将江彬等得幸，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多内调，又以京军六千与宣府军六千春秋番换。十三年，颁定宣、大、延绥三镇应援节度：敌不渡河，则延绥听调于宣、大；渡河，则宣、大听调于延绥。从兵部尚书王琼议也。”

这段话也很好理解，河，指的就是黄河。回看前面的地图可知，蒙古军队从河套出发，如果要进攻的是延绥的话那就要往南渡过黄河，如果要进攻大同和宣府的话直接往东就行。所以敌不渡河就是要进攻宣大地区了，那么大同镇和宣府镇的兵力就是主力，延绥镇的总兵要听命于大同总兵或宣府总兵。反之，敌渡河，延绥镇受到进攻的时候宣府镇和大同镇的总兵要服从延绥总兵的调度。

有时候，在其他军镇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勇猛的将领也会主动给予帮助：

“寇大入山西，芳一日夜驰五百里及之，七战皆捷。”——明史  列传第九十九

芳，就是嘉靖年间的名将马芳。嘉靖四十年俺答汗进攻山西，时任宣府总兵的马芳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率军前去支援，一天奔袭了将近两百五十公里，连战连胜，将俺答击退。当时马芳这么做其实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宣府总兵擅自带兵进入山西，赢了未必有赏，输了后果相当严重，而马芳却凭借一腔爱国的热情不顾个人荣辱得失，拯救了战局。

不过在宣大地区有优秀的指挥官的情况下，马芳倒也不用有后顾之忧了：

“时大同被寇，视宣府尤甚。总督陈其学恐扰畿辅，令总兵官赵岢扼紫荆关。寇乃纵掠怀仁、山阴间，岢坐贬三秩，遂调芳与易镇。俺答转犯威远几破，会其学率胡镇等救，而芳军亦至，相拒十余日，乃走。芳谓诸将曰：“大同非宣府比，与我间一墙耳。寇不时至，非大创之不可。”乃将兵出右卫，战威宁海子，破之。其年，俺答就抚，塞上遂无事。 ——明史 列传第九十九”

在指挥官才能出众的情况下，协同作战确实能发挥出很好的作用。

轮班制度

熟悉明朝卫所制度的人都知道，卫所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军屯制度，每个军户抽出壮丁编入军队，这个人平时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干农活，出征时则成为正规的士兵。内地卫所和边镇战斗人员比例是不一样的，内地30%作战，70%屯田，边镇正好相反，70%作战，30%屯田。长城沿线的军队基本都是长期在前线服役，长此以往，对于士兵的战斗力来说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明朝就有了如下的轮班制度：

“正统初，山西、河南班军守偏头、大同、宣府塞，不得代。巡抚于谦言：‘每岁九月至二月，水冷草枯，敌骑出没，乘障卒宜多。若三月至八月，边守自足。乞将两班军，每岁一班，如期放遣。’甘肃总兵官蒋贵又言：‘沿边墩台，守了军更番有例，惟坐事谪发者不许，困苦甚。乞如例践更。’并从之。五年，山西总兵官李谦请偏头关守备军如大同例，半岁更番。部议，每番皆十月，而戍卒仍率以岁为期，有久而后遣者。弘治中，三边总制秦纮言：‘备御延绥官军，自十二月赴边，既周一岁，至次年二月始得代。在军日多，请岁一更，上下俱在三月初。’边军便之。”

有了这样的轮休制度后，守边的士兵也有了盼头，应该说对于士气的提升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军饷

都是数据，我就直接贴史料了：

“宣府：主兵，屯粮十三万二千馀石，折色银二万二千馀两，民运折色银七十八万七千馀两，两淮、长芦、河东盐引银十三万五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二万五千两；客兵，淮、芦盐引银二万六千馀两，京运年例银十七万一千两。

大同：主兵，屯粮本色七万馀石，折色银一万六千馀两，牛具银八千馀两，盐钞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米七千馀石，折色银四十五万六千馀两，屯田及民运本色草二百六十八万馀束，折草银二万八千馀两，淮、芦盐四万三千馀引，京运年例银二十六万九千馀两；客兵，京运银十八万一千两，淮、芦盐七万引。

山西：主兵，屯粮二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草九万五千馀束，民运本色米豆二万一千馀石，折色银三十二万二千馀两，淮、浙、山东盐引银五万七千馀两，河东盐课银六万四千馀两，京运银十三万三千馀两；客兵，京运银七万三千两。

延绥：主兵，屯粮五万六千馀石，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粮料九万七千馀石，折色银十九万七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六万九千馀束，淮、浙盐引银六万七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五万七千馀两；客兵，淮、浙盐引银二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馀两。

宁夏：主兵，屯粮料十四万八千馀石，折色银一千馀两，地亩银一千馀两，民运本色粮千馀石，折色银十万八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一百八十三万馀束，淮、浙盐引银八万一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万五千两；客兵，京运年例银万两。

甘肃：屯粮料二十三万二千馀石，草四百三十馀万束，折草银二千馀两，民运粮布折银二十九万四千馀两，京运银五万一千馀两，淮、浙盐引银十万二千馀两。

固原：屯粮料三十一万九千馀石，折色粮料草银四万一千馀两，地亩牛具银七千一百馀两，民运本色粮料四万五千馀石，折色粮料草布花银二十七万九千馀两，屯田及民运草二十万八千馀束，淮、浙盐引银二万五千馀两，京运银六万三千馀两，犒赏银一百九十馀两。

辽东：主兵，屯粮二十七万九千馀石，荒田粮四百馀两，民运银十五万九千馀两，两淮、山东盐引银三万九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三十万七千馀两；客兵，京运年例银十万二千馀两。

蓟州：主兵，民运银九千馀两，漕粮五万石，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六千馀两；客兵，屯粮料五万三千馀石，地亩马草折色银万六千馀两，民运银万八千馀两，山东民兵工食银五万六千两，遵化营民壮工食银四千馀两，盐引银万三千馀两，京运年例银二十万八千馀两，抚赏银一万五千两，犒军银一万三千馀两。” ——明史 志第五十八 食货六

防线变迁史

虽然从地形图上能看出，明朝长城的走势确实是结合了地形，占据了有利防守位置的，但是长城防线的形成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产物，来看一下明初和中后期的版图对比：

明初：

万历十年：

显然，九边是明朝中后期的边界，甘肃、宁夏、延绥、大同、宣府、蓟州一开始并不是处于前线的，九边的设立实际上是明朝国力下滑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失去了大宁和开平地区，蓟州和宣府成了前线：

“建文元年，文帝起兵，袭陷大宁，以宁王权及诸军归。及即位，封宁王于江西。而改北平行都司为大宁都司，徙之保定。调营州五屯卫于顺义、蓟州、平谷、香河、三河，以大宁地畀兀良哈。”

失去了河套，蒙古人入驻后，宁夏、延绥、大同也成了重灾区。虽然明朝中后期要求复套的呼声绵延不绝，但是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二十二年，诏宣府兵乘塞。旧制，总兵夏秋间分驻边堡，谓之暗伏。至是，有司建议，入秋悉令赴边，分地拒守，至九月中罢归，犒以帑金。久之，以劳费罢。二十四年，巡按山西御史陈豪言：‘敌三犯山西，伤残百万，费饷银六十亿，曾无尺寸功。请定计决战，尽复套地。’明年，敌犯延安，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力主复套，条上十八事。帝嘉奖之。大学士严嵩窥帝意惮兵，且欲杀旧阁臣夏言，因劾铣，并言诛死，自是无敢言边事者。”

还有就是前面说过的哈密地区，被吐鲁番攻陷后就再也没能收复。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史料均出自《明史 志第六十七 兵三》，借着这篇文章也向大家推荐一下文中行政地图的出处，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

（本文原载于知乎，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