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国公司的若干应对途径

跨国公司以逐利为目的，退出俄罗斯市场对许多企业而言本身就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尤其是较为依赖俄罗斯消费者的公司。如德国家族巧克力品牌Ritter Sport承诺停止在俄罗斯的投资和广告，但仍在该国销售其产品，因为该公司总收入的7%来自俄罗斯，退出俄罗斯市场将承受巨大的伤害。另外，规模较小的公司或社会关注度不高的公司也并不需要担心负面舆论影响，因而能够在俄继续运营。联合利华拒绝停止在俄销售产品，被各大新闻媒体争相批判，但默默无闻的小公司显然不会有此“待遇”。此外，诸多与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的跨国公司也利用了若干应对措施，来确保自身重返俄罗斯的能力，或继续在俄罗斯市场进行生意往来。

（一）签订资产回购条款。2022年10月12日，日产汽车宣布退出俄罗斯市场，并出售旗下在俄约6.862亿美元的资产。日产汽车的低价转售导致其出现了约10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49亿元）的非正常亏损，但其有权在六年内重新回购其股份，这为其重返俄罗斯开了一个得到俄政府认证的“安全后门”。韩国现代汽车也如法炮制，董事会在2023年12月19日批准折价出售了圣彼得堡工厂所有股权给俄罗斯汽车经销商Avilon旗下的Art-Finance。但同时，现代附加了2年内可回购的条款，这为其在地缘冲突结束后重新进入俄罗斯市场留有余地。

（二）通过第三国进行间接贸易。2023年，德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增长了5500%，对哈萨克斯坦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增长了720%，对亚美尼亚增长了450%，对格鲁吉亚增长了340%。而相关国家与俄罗斯的贸易额也有所增加。根据中亚分析报告局的数据，2022年1月至10月期间，哈萨克斯坦公司向俄罗斯出口了价值约5.5亿欧元的电子设备，是2021年同期的18倍。这些数据显示，欧洲的部分企业正通过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寻找对俄贸易“中转站”来规避制裁。在微电子领域，尽管俄罗斯受到了严重制裁，但其去年还是进口了价值 17 亿美元芯片，其中12亿美元由欧洲与美国的公司制造。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和阿联酋等未加入制裁的第三国充当了中间商的角色，而欧美公司显然乐见其成。

（三）将公司转让给未对俄实施制裁的第三国。对于第三国而言，对俄制裁反而是拓展俄罗斯市场的良机。美国知名运动品牌锐步（Reebok）与土耳其控股公司Flo Retailing签署了收购协议，Flo Retailing获得了锐步在俄门店的控制权，并将品牌更名为Sneaker Box；芬兰咖啡生产商保力格集团（Paulig Group）将其业务出售给了印度个人投资者维卡斯·索伊（Vikas Soi）。

（四）变更商标或主要商品名称以规避舆论。不少公司有意地规避舆论焦点，通过变更商标或商品名称来实现继续在俄经营。例如，可口可乐饮料现在以“Dobry Cola”（俄语意为“上好的可乐”）品牌在俄罗斯联邦销售，其制造商Multon公司属于可口可乐的全资子公司。百事可乐公司也耍了类似的“把戏”。其停止在俄罗斯生产百事可乐、美年达和七喜等知名品牌的饮料后，开始销售“换汤不换药”的“Evervess-cola”“Frustyle”和“Любимая кола”等品牌的饮料。

（五）“纸上谈兵”式地撤离，抑或将公共利益作为“挡箭牌”。在2022年年初时，许多外资企业因舆论汹汹，不得不宣布将退出俄罗斯。但很大一部分企业仅仅是“光打雷、不下雨”，并不积极推进退出进程，并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如法国知名网球拍制造商百保力（Babolat）声称已停止与俄罗斯开展所有业务，并停止了与在俄独家经销商的业务往来。然而，声称是百保力附属经销商的当地公司继续销售其产品，且数目早已远超库存；食品制造商亿滋国际（Mondelēz International）在其公告中辩称，暂停全部业务将“切断许多在战争中没有发言权的家庭的部分粮食供应”（尽管该公司主营业务是零食），并为3000多名同事和10000多名农民带来不确定性。如捷迈邦美（Zimmer Biomet）、史赛（Stryker）等医疗设备供应商则以“提供医疗必需品”的人道主义理由来继续在俄罗斯经营。

六、政策建议

（一）中美经济脱钩与加强和欧洲的经济联系并不矛盾，中欧经贸关系的强化会削弱美欧对华政策的协同性。在俄乌冲突中，欧美掀起的舆论浪潮并未实现外资企业的全面撤离，许多欧美企业也通过各种手段规避舆论压力、以继续在俄运营。尤需注意的是，这一事实是俄罗斯对乌发动军事行动、且让欧洲诸国感受到武力威胁后发生的。我国并不存在对欧洲的潜在军事威胁，且与欧洲许多国家的经贸往来程度远甚于俄罗斯。从这一基本条件看，我国有更大的潜力争取西方阵营在涉我议题上的内部分歧。而有针对性的开放正是抵御单边制裁的有力武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事实会让许多公司、乃至国家对跟随经济制裁心生抵触。

因此，我国应有意控制对美国与对欧洲诸国的外交“水温”，鼓励中欧经贸往来，必要时可以对美欧相同程度的负面政策给予差异化的反击。另外，从内部政治角度出发，欧洲各国的政治自主符合我国利益，加强与欧洲经济双边联系会对欧洲的独立自主起到促进作用，高度的经济联系也会在台海生变时，成为遏制欧洲倒向美国的动力。

（二）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对外开放，推动构建与非欧美国家的贸易网络。在制裁应对中，俄罗斯很好利用了第三国转口贸易来进行制裁规避，而美西方企业也得以借此将商品输送到俄罗斯。对于制裁国而言，相较于直接制裁，次级制裁难度更大、效果更差，且更容易导致本国和第三国之间的矛盾。如果制裁让第三国受益颇丰，这种情况则更容易发生。比如，尽管2023年6月的新制裁措施给予了欧盟对第三国挥舞制裁“大棒”的授权，但欧盟也需要平衡与第三国之间的关系，避免这些国家因丰厚的利润和与欧盟关系破裂而完全倒向俄罗斯。

因此，对于我国而言，加强与欧美国家之外的广大“中间地带”国家的商业往来、改善双方经贸便利程度与我国的营商环境至关重要。与广大非欧美国家高度的贸易连通本身就会成为美西方国家对我经济制裁的潜在阻碍。

（三）公共舆论倾向在经济制裁的实现中不可小觑，专业的外交工作、多元的民间交往与务实的外宣建设缺一不可。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决定了公共舆论是左右其对外政策的重要力量，且社会力量对经济制裁的追随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舆论的态度。这一观点被欧美国家对俄态度与企业撤出率的数据统计所佐证。在中美对抗已成定局、且美国拥有独步天下的媒体霸权的大背景下，我国急迫需要增进与欧洲诸国在官方与民间层面的交流，以避免欧洲舆论场上只有美国的“一种声音”。这需要放低调门、专业细致的外交工作，丰富多元的二轨交流与民间交往，以及务实且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的通力配合。

（四）重新评估欧美国家与我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产业的可替代性与禁运的可实施性决定了以其为武器进行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结合俄罗斯的事实看，诸如时尚、奢侈品等行业对欧美国家的经济战略意义极低，根本无法成为经济制裁中的“手牌”，贸易断绝仅仅会让出口国承受损失；成熟制程芯片虽然无法替代，却因为走私难以禁绝而仍不能卡住俄罗斯军工生产的脖子。

对于我国而言，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贸易总量数据固然有一定参考意义，但贸易细项的战略分量不尽相同。我国应按照“料敌从严”的思路，对与欧美国家的贸易进行细致的再评估，摸清彼此的事实相互依赖程度，做到心中有数，避免因信息缺乏导致政策制定失误，进而损害国家利益。

本文作者：

韩炎峰，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丁一凡，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