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12次访华，70多个对话机制

执政16年，访华12次，默克尔绝对是来中国次数最多、对中国情况最了解的西方领导人之一。

每次访华，除了首都北京之外，默克尔都会走访另一座中国城市，上海、南京、西安、广州、天津、成都、合肥、沈阳、杭州、深圳、武汉。这些年，默克尔走过的中国城市，遍及大江南北，甚至比许多中国人还要多。

2019年9月，默克尔第12次访华时来到了武汉 图源：IC Photo

“从默克尔的安排来看，她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对发展中德关系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诚意。她愿意到中国各地走表明，她愿意更深入、更广泛地认识中国，”崔洪建说，德国也有意识地通过默克尔的访问在中国民众中树立对德国的正面形象，这可以理解为是默克尔本人亲自担当的公共外交，通过这种方式深化中国民间对德国政府的认识。

另外，崔洪建和朱宇方都提到，默克尔走访的这些城市都和中德合作的重点领域密切相关。

“基本每个地方都会有赫赫有名的德国企业，像武汉的德国伟巴斯特工厂，合肥的德国的马牌轮胎，天津的空客基地，深圳的西门子等等，”朱宇方说，从城市的选择上可以看出，默克尔是很用心的，她希望在更加务实的层面来推动中德合作，尤其是经济合作。

“每次访华，默克尔都会带着经济代表团，这些代表团到了具体的城市就会谈一些具体的合作项目。”朱宇方补充道。

由于德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原因，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经历了“低开高走”的过程。

《金融时报》称，如今，德国制造业目前占欧元区全部产出的40%，主要得益于中国的崛起，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是欧元区最高的。

德国对华出口依赖在欧盟里是最高的 图源：金融时报

制造业是中德之间最成熟的合作领域。在这16年间，中德一直在努力扩宽合作领域，把经贸领域的成功向其他领域拓展，双方目前已建立了70多个对话机制。

崔洪建介绍道，默克尔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搁置分歧、务实合作、求同存异。“默克尔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德共同利益的认识、对如何处理中德之间差异和分歧的认识，比大多数西方领导人都要高明。”

他特别提到，当时的背景给双方的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默克尔时期，德国完成两德统一，逐渐走上国家正常化的发展道路，其本身政策目标和方向发生了变化，而这时（本世纪初）的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正在更快速地融入世界主要经济格局和秩序当中。

崔洪建认为，默克尔对华政策的一大特点是稳定性强，“品控”做得很好。“当然，这个稳定性是和她本人执政了16年联系在一起的，不过一个人能坚持16年稳定、连续地做一件事，也很不容易。”

默克尔执政的16年，是德国经济快速发展的16年，更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16年。随着中德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双方一起创造了共赢局面：

从2005年到2020年，德国GDP由2.85万亿美元增长至3.8万亿美元，增长了1.3倍；而中国的GDP由2.29万亿美元冲到15.66万亿美元，增长了6.8倍。16年前，中国GDP仅是德国的80%；16年后，中国GDP已是德国的4倍有余。

默克尔参观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 图源：新华网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的对华政策的“品控”难度越来越大

德国大选日近在眼前，新政府未来的对华政策也引起广泛讨论。

崔洪建和朱宇方都认为，默克尔的对华政策有足够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未来的新政府不管谁接棒，都没有办法无视或者放弃默克尔时期的对华政策，他们只能说是继承，或者说多大程度上继承。

朱宇方认为，新政府一开始可能会“冷处理”一下，到后期就会比较放开手脚，毕竟对华还是意味着很多现实利益的。

“德国各党派在大选的时候是一套说辞，在签订联合执政协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表态，但是真的到具体出台政策的时候，是否会做出很多很强硬的举动，我觉得不一定，”朱宇方说，“因为德国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它真的做不到和中国切割。甚至中美之间出现摩擦时，德国许多行会、商会以及学者的讨论都是德国是不是能从中有所获益。”

崔洪建称，由于默克尔卸任之后，德国短期内很难再出现一个长期执政的领导人，所以德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会受到很大影响，可能会处于一个不断调整、变化，甚至不断争论的过程当中。另外，德国新政府在应对外来压力，尤其是来自美国压力的时候，可能不会像默克尔时期那么坚定，换句话说，德国新政府要做政策“品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本次大选的三位总理候选人（左至右）：联盟党拉舍特、绿党贝尔博克和社民党肖尔茨

除此之外，崔洪建还提到，原本中德之间合作对话的逻辑可能会受到挑战。“之前，双方是把经贸合作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今后中国如果在别的领域和德国谈合作，德国人可能会不接受，可能会觉得在其他领域的分歧和竞争要大于合作。”

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其他领域的对话和合作不能开展，“只是逻辑上要发生一些变化，不再是简单地把经贸合作推广到其他领域，而是要通过其他领域的对话来解决分歧、管控竞争，然后再促进合作。即便是在经贸领域，合作的拓展也会发生一些变化，以前大家基本上是在世贸规则下来促进经贸合作，但现在国际规则和秩序本身面临着一个调整过程，所以今后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对话要‘前置’，大家先要谈标准、谈规则，然后再来搞合作。”

朱宇方则提到了两个中德未来比较有前景、也比较明确的可深化合作的领域：一个是气候领域，一个是数字领域。

“气候领域当中涉及到一些非常具体的合作，比如说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其中包括了设备、技术等各方面合作的可能性，而且这里面的价值观阻力会比较少。德国在新能源、洁净能源的技术创新上投了很多钱，扶持了很多前沿技术，他们想找到应用市场，通过气候合作进行一些技术的输出，以实现经济利益。”

“数字领域比较现实和明确的合作方向是人工智能。德国认为，他们的优势是复杂系统，而中国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特别厉害，只要有一点技术马上就能够用，并且是经济性的用，很快就能产生收益。而且中国的市场大，老百姓的接受程度也很高，一下子就能产生规模效应，所以在德国看来，他们在这方面和中国是存在互补的。”

不过，数字领域的合作也要一分为二的看，朱宇方补充道，“虽然像5G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有发展潜力，但是它涉及到数字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现在成了一个新的讨论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