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极力主张中国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

杨振宁于1972年第二次回国时（7月4日）就“舌战群儒”，坚持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而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9月，就此而言，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并非专门针对李政道的。笔者认为，杨振宁作为著名的基础科学家，不可能不明白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之所以突出强调中国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是与他对基础科学的理解以及他对中国现状的把握分不开的。事实上，杨振宁的意见和建议，同样给20世纪末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发。

第一，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从长远观点来讲的。杨振宁本身就是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他不可能否定自己所从事的专业。但是，对基础研究的作用，杨振宁强调不能一概而论，要做具体的分析。

1980年3月，杨振宁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演讲，针对1979年全国高考招生考化学的学生比较少这一情况，他说：“粒子理论物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我相信在30年、50年或100年以后，肯定会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会影响世界生产力的。但是，这是从长远观点讲的。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分布，各国需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将会产生不良的影响。”[11]

可见，杨振宁特别强调不同的国家、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发展基础研究的战略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他还突出强调不要抬高自己的研究领域。1984年底，杨振宁在北京大学回答学生的提问时说：“理论物理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物理在中国似乎很热，这是一种迷信。”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杨振宁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并做演讲，在回答师生提问时杨振宁说：“我猜想今后30年高能物理将处于困难时期。这不表示没有重要工作，也不表示没有人去做了，不过不再是一种蓬勃的局面了。”“粒子物理实验所需经费愈来愈大，今后30年它不可避免地要走下坡路。在实验愈来愈少的情况下，做理论的人却很多，其中有很多聪明人，这样，愈来愈数学化的倾向是不可避免的。”可见，杨振宁对基础科学研究尤其是高能物理学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

杨政宁和米尔斯资料图

第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更需要应用科学研究。杨振宁之所以突出强调应用研究，与他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时代任务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摆脱贫困，因而在科学技术上要优先发展应用性、发展性的研究，这在1981年底他写给邓小平和方毅的信中都有系统阐述。此后，他一直坚持这一观点。

1982年4月，杨振宁在美国与《光明日报》记者谈话时说：“像我这样有了点名气的人，也有不好的影响。在国内有许多青年人都希望搞我这一行。但是，像我这样的人，中国目前不是急需。要增加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的是很多会动手的人。”[11]1984年10月3日，杨振宁在与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科院副院长严东升谈话时说：“现在中国应该是‘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从全民族的利益来看，基础研究的投资不变（不增加）是一个头等重要意义的选择”，“暂时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是合乎民族利益的唯一可能的选择。”[12]

杨振宁的这一席话遭到了国内一些基础科学家的反对，被认为是观点偏激。1986年5月，杨振宁应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邀请发表谈话，在谈到高技术发展时，他说：“中国派人出国学习，主要不是跟我这样的人学，因为这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多大效果。”[11]应当说，杨振宁的观点主要是着眼于中国的现实需求，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下也是比较符合中国实际的。

第三，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建议海外学子开阔视野。1984年1月21日，杨振宁应邀在美国戴维斯与中国访问学者和留学生谈话，他说：“各个不同的社会所需要的科技发展是不一样的，能够发展的科技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从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以后，就不断地提到过，在这里学习物理的中国学生需要花更多力量注意中国所需要的物理方向。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国所急需要的方向，这是费钱而不赚钱的方向。什么样的方向合乎中国国情呢？譬如说发展固体物理就较合乎中国国情。”[11]

1986年5月底到6月初，杨振宁访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回答师生提问时杨振宁说：“很多年来，我对一些念物理的人说，除非你觉得绝对非念高能物理不可，还是不要念高能物理。高能物理与中国的‘翻两番’毫无关系，甚至会起反作用，因为高能物理太费钱了。这不表示高能物理没有重要性，高能物理当然有重要性，但是中国的问题是‘翻两番’的问题而不是高能物理的问题。”[13]理性地来分析，杨振宁的意见和建议出发点是好的，旨在希望青年学子有更为开阔的眼界，更多去了解祖国的现实需要，但杨振宁的话也的确给人感觉有偏激之嫌。

3 基础与应用之辩的现实意义

通过上面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李、杨二人观点相左，但他们给予中国的意见和建议却也都是有理有据，都是出于要把中国的事情尤其是科学技术发展好这一爱国之心，并非出于一己之私。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李、杨二人的观点相左，主要源于他们看待中国问题进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的出发点不同。李政道极力主张要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当然没有错；杨振宁针对中国科技和工业落后的现实状况，极力主张要更加重视应用科学研究以满足国家建设的急需，也没有错。因此，在如何看待李、杨观点相左这一问题上，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非要评判二者孰优孰劣、谁对谁错。事实上，他们二人的观点都很深刻，只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已经烂尾维基百科

本来，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都非常重要，二者都不可偏废，这是无须争论的。但这个问题在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的近代科学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一开始就背负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沉重使命。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一定是与国家战略、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学科”与“任务”之间到底该如何平衡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文化大革命”后，国家建设步入正轨，各个领域都急需财政支持，可是国家却很穷，分摊到科学技术研究上的科研经费极为有限，这里多拿一分，那里就少了一分。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基础与应用之争以及李、杨之辩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李、杨二人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海外华裔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二位都是十分爱国的。1980年10月，当时在美国访学的周光召在给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的一封信中谈及了华裔科学家莫伟的一些看法：“莫伟找我谈了3次，谈了一些情况和意见，他意思是希望我把这些意见转告国内……有些人不了解中国情况，有些人有私心，中国政府不要轻信他们……莫讲据他看只有李和杨没有私心，热情希望把中国事情搞好。”[14]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海外华人对李、杨二人的评价，中国政府也因此对他们二人的意见和建议格外重视。就此而言，李、杨二人观点相左，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反而是好事情。不同观点的碰撞，能让中国领导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进而能让中国的科技战略决策更加理性、务实、周全。或许，这也是李、杨关于基础与应用之辩的最大现实意义之所在。

近年来，关于中国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科学界争论很大，特别是从杨振宁先生的《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15]和王贻芳先生针锋相对的回应文章《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16]发表以来，使得原本仅限于科学界的讨论，变成了一个社会场域中的热点话题，社会各界对此话题高度关注，纷纷发表意见。

王贻芳院士资料图

就在作者返修本文之际，2019年6月5日，《科技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中国不应建大加速器”———南开大学物理学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报记者问》[17]一文，再次引发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热议。历史总是能给现实带来某些启发。本文认为，总结历史，关于中国要不要建造大型加速器，以下几个维度的深入讨论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必须充分研判建造大型加速器的科学价值和科学目标。至少从目前的争论来看，科学界内部对大型加速器的科学价值的看法还很不一致，尽管可能会有不同学术观点和流派争鸣的因素，但对耗资巨大的大型科学装置的主要科学目标，还应在科学界内部充分酝酿，尽量取得某些基本共识。科学界内部形成某种共识，是说服国家和公众的前提.

第二，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发展科学从来都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国情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根本条件。建造大型加速器的必要性是什么，可行性在哪里，这些根本性问题都要深入地研究清楚，而不能先入为主地盲目给予肯定或是否定。人才与技术储备、成本与收益分析、风险评估与控制等，这些深层次的具体问题，都需要进行严肃地专业性地深入研究。

第三，必须重视整合公众意见。在当代，建造大科学装置已不再仅仅是科学界内部的事情，社会场域对大科学装置的关注度极高，在一定意义上也会左右大科学装置的决策和进展。因此，一方面，对于公众关注关心的焦点问题，必须给予正面的而且是有力的回应；另一方面，对于在较长时期的舆论中形成的有科学依据和广泛共识的民意，决策者也应该积极考虑吸纳，以形成决策者、科学共同体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科技事业蓬勃快速发展，科技强国战略与路线坚定而清晰。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科技强国的过程中，很多大科学装置的建造都会被提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孰轻孰重的话题必然会反复涉及，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带来某些有益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周光召.我对政道的几点认识[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127.

[2]李政道.李政道文录[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25-26.

[3]李政道.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9-54.

[4]陈和生.李政道先生和中国高能物理发展[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教授八十华诞文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77.

[5]李政道.水、鱼、鱼市场———关于基础、应用、开发三类研究的若干资料和思考[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50.

[6]李政道.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Ｍ]//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文选（科学与人文）.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36.

[7]杨建邺.杨振宁传[Ｍ].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436.

[8]江才键.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Ｍ].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9.

[9]杨振宁.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想法[Ｎ].光明日报，1982-03-05（2）.

[10]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93.

[11]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传记、演讲、随笔）[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003.

[12]季承.李政道传[Ｍ].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187.

[13]杨振宁.杨振宁文选：读书教学再十年[Ｍ].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12－13.

[14]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521.

[15]杨振宁.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J].科学文化评论，2016，13（5）：18-19.

[16]王贻芳.中国今天应该建造大型对撞机[J].科学文化评论，2016，13（5）：20-27.

[17]高博.“中国不应建大加速器”———南开大学物理学教授葛墨林院士答科技日报记者问[Ｎ].科技日报，2019-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