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从发达国家经验的视角探讨基础科学的发展路径。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只能在一般学理意义上阐明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然而，不同的国家历史背景不同，会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因此，还要从历史经验的角度，阐明科技发达国家是如何发展基础科学并恰当处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的。

李政道选择了以自己所在的美国以及二战后迅速崛起的日本为例，来阐述这一问题。他回顾了美国和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之后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较穷困的时候，是比较注重基础研究的。这和其后来科学上的成功，以及工业上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为什么在国家穷的时候，要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呢？那是因为支持基础科学所需的经费比较低。”而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美国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础”，原因在于“美国起步的时候，和西欧关系密切，工业技术已经有一定发展……二次大战后，西欧受到战争的破坏，才促使美国重视基础研究。”

虽然日本和美国的历史很不一样，但近期情形则一样，两个国家都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基础、应用和开发研究经费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中国的历史和国情与日、美不一样，因此要走自己的路，但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也应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关键是要处理好基础、应用、开发三方面的关系。经费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协调地发展。”[5]由此可见，李政道的论证逻辑性非常强，充满历史感和国际视野。

李政道先生视频截图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李政道每年多次回国。在有限的回国时间里，李政道不仅在事关基础科学研究的诸多问题上向中国领导人建言献策，而且在全国各地不同层面宣讲自己对于基础科学研究及其与应用科学研究关系的基本观点。鉴于李政道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国内媒体都乐于报道他的讲学、演讲内容。查阅当时的报刊，李政道关于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的言论和思想在当时有着大量的报道。在改革开放初期咨询尚不发达的年代，这对扭转当时社会上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偏见，开阔人们的视野，发挥了积极影响，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２ 杨振宁强调应用科学研究

与李政道恰好相反，杨振宁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国时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强调中国要大力开展发展性科学、应用性科学研究。更重要的是，杨振宁突出强调应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样雄辩有力，同样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科学界以极大的启发。

2.1 持续反对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杨振宁于1971年7月首次回国访问，回国期间主要是省亲和参观各条战线上的“样板”工程，与中国科学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国）。也即是在这次回国期间，杨振宁开始介入到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争论之中。

1972年7月4日，杨振宁应邀参加中科院组织的“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座谈会，会上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中国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人才。出乎参加座谈会的中国科学家意料的是，杨振宁在会上反对中国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态度坚决。杨振宁的意见有理有据。

他说：“拿几千万美元的投资来发展高能加速器，从中国工业发展来看，我很难投票赞成……中国去年的钢产量是2100万吨，可以等这个数字增加3倍以后再来讨论。这个数字是美国和苏联的六分之一，但美国和苏联的人口是中国的三分之二。中国有很多别的事情做，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7]

应当说，眼界开阔、对中美情况都有了解的杨振宁是务实的。确实，1972年的中国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奢谈建造大型加速器极不现实，而且当时高等教育几乎停滞，没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杨振宁看来，中国当务之急是要恢复并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人才。尽管中国科学家对杨振宁直言不讳的意见感到很不舒服，但杨振宁的意见确实很在理，这对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科学家而言，无疑是一针清醒剂。

杨政宁先生资料图

尽管杨振宁极力反对中国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国科学家有着自己的长远考虑，当年9月，张文裕等18名科学家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发展中国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议。周恩来亲笔批示给予支持。1973年，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设也提上日程。1975年，国家批准建造4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国家改为批准建造500亿电子伏质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亿伏质子加速器，史称“八七工程”。

也就在“八七工程”上马的时候，杨振宁再次回国，并且“不识时务”地再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邓小平和方毅接见杨振宁，会谈中，杨振宁明确表示自己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邓小平在会见结束时指示在场的副总理方毅，专门组织专家再次与杨振宁详谈。

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钱三强、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学家再次与杨振宁座谈。虽然杨振宁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八七工程”上马已成既定事实[8]。此时的中国科学界，急于奋起直追的心情更为迫切，不可能因为杨振宁的反对而下马一个好不容易争取来的重大科学工程。然而，好景不长，“八七工程”过于贪大求高，不幸被杨振宁言中，不符合中国实际，被迫下马。

1978年底“八七工程”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8]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八七工程”。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

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8]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经过更为理性、周全的论证与国际咨询之后，中国政府决定放弃建设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改为建设规模较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就在中国政府做出这个决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杨振宁致信邓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对意见。而且这次意见更有针对性、更为具体、更具前瞻性，试图给中国的科学研究指出方向。这封信影响很大，因而有必要详细介绍一下这封信的主体内容及有关情况。

杨振宁在信中明确了自己反对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观点，进而深刻指出，中国的科学研究“倾向于走两个极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产品的研究（制造与改良）。介于这两种研究之间的发展性研究似乎没有被注重。”“发展性研究是一种中期的投资，希望5年、10年或20年内成果能增强社会生产力。这种投资我觉得是当前中国科技研究系统中十分脆弱的一个环节。”“原理的研究成果往往名气大、叫得响，而发展性的研究各工厂视为财富，不肯公开。所以在中国容易产生一个而错误的印象，以为美国原理研究经费比发展性研究经费多得多。

费米国家实验室加速器卫星图维基百科

事实与此正相反。”杨振宁指出，美国的发展性研究经费大约是原理性研究经费的10倍。“原理的研究的社会支持在美国只是这30年才开始的。这个历史发展的顺序，先实际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长期，这是由经济规律所决定的，绝对不是偶然的。”[9]在这些论证基础上，杨振宁认为中国应大力开展发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必须承认，杨振宁的上述观点是非常精辟的，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层面，转而从学理层面、中国实际以及汲取国际经验的角度，为中国科技发展提出了极具指导意义的建设性意见。

1981年12月28日，邓小平审阅了杨振宁的这封信，并做出重要批示：“由有关部门进行讨论，拟出方案。”[10]由此可见，邓小平是非常重视这封信的内容的。又因杨振宁的这封信有理有据，不仅找准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痛点”，为中国科技战略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而且还有邓小平的明确批示，所以此信内容引起中国政府和科技界的广泛讨论。以至于《光明日报》于1982年3月5日以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体内容，并特意加了一个“编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国内科技界的重视，并欢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9]这足以看出当时中国官方的态度。也就是从这封信开始，鉴于中国政府已正式决定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杨振宁不再公开反对中国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张中国政府要更多地重视发展性研究，也就是应用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