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庆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快探索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决策层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于是，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路线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是一个复杂系统，不仅门类众多，新的科学技术分支不断产生，而且科学技术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如果说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那么，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孰轻孰重，抑或二者该如何保持平衡的问题上，则是存在很大分歧。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任务带学科”与“学科促任务”之争就一直存在。不过，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条件下，老问题逐渐被新难题所取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面临着一个十分纠结的两难境地：面对“文革”对基础科学的彻底否定，我们需要拨乱反正，为基础科学正名，进而大力开展基础研究，并在此过程中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然而，面对改革开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急需，又要求我们必须使用好有限的资源，大力开展应用研究，以解决大量而紧迫的实际需求。

从道理上讲，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都重要，这是不需要争辩的；但在资源有限并且科学技术门类众多的情况下，到底该采取怎样的具体发展路线，不可避免地成为争论的焦点。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围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争辩非常激烈，中央决策层与科学界之间、科学界内部、科学界与实业界之间，都有博弈。引人关注的是，在这一争论与博弈的过程中，李政道和杨振宁两位著名华人科学家也参与其中。

李、杨介入到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辩，发端于对中国当代科学史上一个有名的大科学工程的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高能物理并建设高能加速器。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杨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截然相反，但他们的论证却都雄辩有力、有理有据。由此而发，他们二人在中国究竟该如何对待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问题上，也发表了一系列观点相左的意见和建议；同样地，他们那些针锋相对的意见和建议也都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

本文依据相关新出档案文献和其他公开出版的信使资料，较为详细地梳理并论述李、杨二人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不同观点及其对中国科技战略的深远影响。

现实总是联系着历史。当前，科学界关于中国要不要建设超大型对撞机，争论比较激烈。从现实总是联系着历史。当前，科学界关于中国要不要建设超大型对撞机，争论比较激烈。从2015年至今，每年都有著名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不同观点和意见，至今仍无定论。在此时代背景下，梳理并总结改革开放之初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不同观点，或许能为现实问题的讨论提供某种启发和借鉴。

LHC 大型强子对撞机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1 李政道强调基础科学研究

李政道自1972年9月第一次回国开始，就一直向中国领导人、科学界及社会大众进行“科普”，强调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不仅直接推动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而且通过各种途径传播自己的基础科学理念。

1.1 鼎力支持中国建设高能加速器

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与高能加速器的建设，因受到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特别关心而在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影响。周光召先生认为，“中国的基础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的象征就是高能加速器”[1]，而李政道就是这一“象征”的鼎力支持者和推动者。

中国高能加速器的建设，从1972年启动，到1984年正式动工建设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历经十余载，“七下八上”，期间多次咨询过中外科学家的意见，先后提出过多个工程方案，过程极为复杂。李政道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对这一工程的建议之中，力主中国应建设正负电子对撞机而不是大型的质子加速器，最终被中国政府所采纳。

李政道与杨政宁先生资料图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接见李政道。在会谈中，李政道提纲挈领地回顾了他参与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过程。他说：“1972年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周总理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以后我一直在思考，主要是想将基础和应用结合起来。1976年秋我通过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加速所寄给国内成套的关于电子对撞机及有关同步辐射的资料。1977年来北京时我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议造一架规模较小的、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1977年年底，袁家骝、吴健雄教授写了一份关于质子加速器的建议，请我联名加入。我加了个附录，是关于电子加速器的，其中强调了质子与电子不同的地方……1978年中国决定造大的质子加速器，虽然与我的建议不同……1981年国家对高能的方向有所改变，故我又提出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现在看来，这个方向是对的。”[2]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李政道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另外，在《我和祖国的高能物理事业》[3]一文里，李政道更为详细地回忆了自己参与、支持中国高能加速器建设的全过程。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先生对李政道在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曾有过这样的评价：“当时很多人认为钱不应该花在这方面。国内除了小平同志的坚持，还有我们中国高能物理科技人员的努力，而在国外，最关键的则是李政道……政道从来不对中国发展中的一些事情说三道四，总是从正面的角度来帮助、来推进中国科技的发展。”[1]

陈和生也曾有过更为具体地评价：“应当说，没有李政道先生对发展中国高能物理的远见卓识和孜孜不倦的努力，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从它的物理目标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工程设计到关键设备在美国订货，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都凝聚着李政道先生的很多心血。”[4]陈和生曾任中科院高能所所长，是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建过程的亲历者，因此，他的上述评价是可信的。

1.2 极力主张中国应重视基础科学研究

李政道第一次回国就注意到国内对基础科学研究的忽视与偏见。1974年5月第二次回国时，他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呈送了著名的《参观复旦大学后的一些感想》，提出了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建议，并在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上舌战“四人帮”，力陈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3]。这次经历也让李政道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从道理上讲清楚并让中国人明白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因如此，从那时开始，以后李政道每次回国，都要在不同场合、不同层面谈到这个问题，从而形成了其特色鲜明的基础科学观。

第一，从常识的视角用打比喻的方式阐释基础科学的不可或缺性。李政道认为，要让科学界之外的普通人认识到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最好用大白话、用形象的比喻、用打比方的方式去交流，这样效果会比较好。为此，他不断地寻找贴切的比喻，用更加有说服力的例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据李政道回忆，“我开始的时候，曾拿人的手足来比喻，想说明他们的不可偏废。之后又拿粮食和药材做比喻，想说明粮食固然重要，但亦不能全国每个人都搞粮食，而没有人去生产药材。后来我又拿水、鱼和鱼市场来比喻三者的关系，也是为了说明基础科学研究是根本，但也不能忽视后二者的重要性。很显然，没有水，就没有鱼；没有鱼，也就不会有鱼市场。”[3]李政道在这里谈到的“水－鱼－鱼市场”理论，最为形象贴切，因而也最为有名。

据李政道回忆，大概是在1984年或1985年，他在与谷羽和刘怀祖的一次谈话中，第一次想出来“水－鱼－鱼市场”的比喻并加以引用[5]。李政道还为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三者之间的关系。李政道在和记者交谈的多个场合，以及在一些会议的讲话、演讲中，常用到这一比喻。

李政道先生资料图

第二，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视角分析基础科学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作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著名科学家，李政道自然不会只停留在打比方的浅层次上说明基础科学的重要性。李政道深谙科学技术史，因此他特别注重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他经常提到19世纪、20世纪科学史上几个有名的基础研究发现对应用研究的推动。

一个例子是19世纪法拉第关于电磁相互关系的实验，以此为基础，促进了19世纪末麦克斯韦方程式的诞生，而这一突破带来了发电机、电动机和电报、电视、雷达等现代化通讯手段的诞生。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的两个基础研究，一个是迈克尔孙和莫雷的光速实验，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是普朗克方程式，为量子力学奠定了基础。“20世纪所有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如原子结构、分子物理、核能、激光、Ｘ射线、半导体及超级计算机等，都是因为有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人类对自然界的了解，一切20世纪的科学文明，全都基于这两个理论。”[6]

李政道在深入分析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史尤其是20世纪的情况之后，得出结论：“没有今日的基础科学，就没有明日的科技应用”，并认为基础研究相当于一个“总机关”，“总机关一动，下面的整体就要发动。”[6]应当说，李政道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深刻阐明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具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