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对中国帮助非洲国家进行工业化建设怎么看？

何烈辉：除了像塞舌尔这样人口稀少，主要以旅游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外，对大部分非洲国家而言，工业化是解决就业、增加国民收入和避免经济过度依赖外国的必要途径。我认为，非洲国家的工业化不应盲目模仿其他任何国家，而是需要因地制宜，从本国国情出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建立适合本国发展的工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拥有许多可供非洲国家借鉴的经验，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

现在有的观点担忧，认为我们会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竞争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的重要因素，竞争不应该被排斥，也无法避免和消灭竞争。中国的产业在不断进步，非洲国家的产业也是如此。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各异，比较优势不同，各自需要发展的工业产业结构也不尽相同，无论是在工业门类还是产能大小，不可能有非洲国家会或者能完全模仿我们的工业模式。尽管大家的发展速度不同，但这种差异始终存在，从而为各自创造了各自独特的市场空间。我们必须尊重商业规律，在一些工业领域，中国目前的产能也许是占全球绝大部分份额，但是这种现象可能是无法长期持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中国的工业也需要不断地自我进步和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包括非洲国家的经验。中国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需要更为庞大和复杂的产品供应来满足消费市场，同时也需要更加广大的市场来消费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和技术服务，中国企业只有在全球范围内布局和培育更多有工业能力、有经济循环能力的消费市场，才能在中外双方之间形成可持续的双赢局面。

观察者网：大量受教育人口和高素质劳动力曾经是中国的重要比较优势，现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许多人担心印度、越南、非洲等地会拥有“人口红利”，您怎么看？

何烈辉：对于中国企业来讲，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和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减少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并不断解决的问题。就我们公司来讲，想要派遣建筑工人到非洲去工作已经越来越难了，而且成本不断提高，一个派到非洲的中国建筑工人所需要支付的成本是他在国内工作的两到三倍或更多，关键还在于愿意去的人很少，从年龄来讲愿意去的人以六零、七零后为主，很少有八零后和九零后的，也就是说独生子女这一代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国家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对来讲在非洲却比较艰苦，愿意到非洲去工作的人自然也就少了，但是我们人口的老龄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除了雇员在非洲尽可能本地化外，一些在非洲的合作伙伴建议我们可以雇佣印度工人或巴基斯坦工人，他们的成本大概每月不到5000元人民币。事实上，越南、印度和非洲等拥有较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和地区，在对人力资源成本敏感的产业领域会对我们吸引外资构成竞争，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产能在国际上的布局提供了可以比较的空间。

我曾到过许多非洲国家，深刻感受到当地工业和产业发展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迫切。尽管非洲各国政府在致力于人才培养，提供奖学金支持学生到国外深造，但很多学生倾向于追求更高的学历而非专业技能，毕业后能坐办公室，成为白领是很多人的理想。许多非洲精英人士在西方留过学，学历比较高，但是不少想法有时候不太接地气。这种偏重学术，忽略职业技能教育的做法，导致人才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断层。许多从西方留学归来的人才带回“先进”的理念和丰富的理论知识，却对本国国情知之甚少，更难以满足当地工业发展的实际需求。非洲国家普遍缺乏职业教育体系。很多中国企业前往非洲投资时，优先考虑的是能否招聘熟练的当地工人，这涉及最现实的人力成本问题。中国的职业教育在这方面值得非洲借鉴。在和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沟通交流中，我发现一些非洲国家的政府已经在调整人才培养的梯度分层了，意识到理工科人才和职业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不少国家加大了派遣的留学生中学习职业技术者的比重。非洲是个人口结构年轻化的大陆，到本世纪末非洲会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陆，拥有巨大的“人口红利”，培养出大批掌握职业技能的年轻人，会极大的有助于促进非洲国家吸引外资和加速非洲经济的发展；反之，如果大批的年轻人不具有熟练的职业技能，不能就业，则有可能成为社会陷入动荡的一个原因。

观察者网：我们回到吉布提，当前有一些在非洲发展的企业遇到了汇率风险问题，您怎么看？

何烈辉：汇率问题对企业在一国的投资安全和投资回收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稳定的汇率极有可能让企业在盈利和巨亏之间胆战心惊。吉布提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优势，虽然它的经济体量很小，但是却是一个没有外汇管制的国家，货币可以自由兑换，资金可以自由进出，吉布提法郎和美元的汇率长期保持了稳定，这是不少非洲国家没有的一个优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吉布提的邻国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有1.2亿人口，经济体量较大，但外汇管制很严，因此如何利用吉布提的外汇优势和埃塞俄比亚的市场优势开展业务这是值得研究的。在实践操作中，有一些中国企业把总部和仓库设在吉布提，把分销机构设在埃塞俄比亚，利用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和特点来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