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韩玉祥】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于10月29日在京落幕。当天下午，公报发布，其中多处提及“乡村振兴战略”。

近些年，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活环境的需要，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成为各个城市基层工作的重点，各地相继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小散乱污”等整治工作。实际上，卫生问题建设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建设宜居乡村，相关工作也早已安排并开展。

对于农村的卫生状况，笔者深有感悟。脏乱差是不少农村的真实写照，尤其是如今的农村早已不再是生活垃圾能够转变为天然肥料的传统农村，白色垃圾、建筑废料等无法自然分解、带有有害化学物质的生活垃圾在农村一些角落堆积如山。到了夏天，垃圾堆处散发出阵阵刺鼻的臭味，也成了蚊虫滋生的温床。可以说，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是恰逢其时，符合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然而，笔者在山西X村调研时却发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陷入了“长效困境”，即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无法形成长效机制。村主任翟某告诉笔者：“上级要求‘人人参与、户户参与’，但老百姓不干，老百姓干活就要钱，一人一天100元。长效机制没有钱怎么做？卫生打扫都要钱啊。”

可见，环境卫生整治，看似是小事儿一件，其实并不简单；如何把好事儿办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时代命题。

一、“长效困境”的表现

笔者调研发现，环境卫生整治的长效困境不仅表现在治理资金方面，还表现在治理方式和主体性建立上。

首先，治理资金不可持续。

相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没有工业支持，地方财政并不雄厚，在环境卫生整治上财政转移支付往往只够发村干部的工资，更别说环境卫生整治上的垃圾转运费、路面清洁费，以及村组织的日常运转费用。

以X村为例，X村位于中西部，村集体经济薄弱，地方财政不足。以前X村的财政转移支付6万元，勉强够发村干部工资。现在地方财政转移支付12万，但村干部工资也一起上涨了。村干部工资9万（三个主职干部1850元/月，7个副职干部300元/月，共计9万余元）、公共卫生打扫费用6万元，共计15万元的开支已超过了上级转移支付的12万元。

笔者的家乡在河南安阳地区，村里也面临着相同的困境。近些年来，村里因为环境卫生整治，开始负债上万元。换而言之，环境卫生整治开支对中西部农村来讲，着实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其次，治理方式不可持续。

村干部在环境卫生整治工作中不得已采用了“哄骗吓”的方式。

哄——村干部常常会以说好话等口头照顾的方式让群众配合。比如村副主任李某谈道：“有不愿意听话的，我们高帽子带带，口头照顾一下，开空头支票。”

骗——即村干部以欺骗的方式让群众配合。比如村会计翟某聊道：“上面拨款不够，打扫卫生的钱先欠着老百姓，给老百姓打白条呗，一个个骗他们，给他们打白条。”

吓——村干部也会采取语言恐吓、暴力恐吓等强硬措施。在语言恐吓上往往态度强硬，表示这是上级要求，不要拖全县后腿；个别会采取暴力恐吓等更为强硬的措施。村委委员杨某举了个例子：“一个67岁的老人不挪家门前的柴火堆。我说你不挪，我给你挪，不要因为你一家拖后腿。最后还是他挪了。大家红脸了、生气了、较劲儿了。上面要求硬气，不硬气不行。”

资料图：腾讯视频

哄骗吓的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对关系资源的消耗。基层有句俗话，嘴皮子、酒瓶子是基层治理的法宝。以往基层干部往往靠亲戚、朋友等私人关系资源摆平很多事情。但是，一方面打工经济兴起后，村庄熟人社会关系日渐瓦解，导致关系资源逐渐稀薄；另一方面，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使得村干部已不再拥有绝对的权威，这都导致了关系资源在基层治理中的弱化。

以哄骗为例，能卖面子给村干部的人恰恰是关系不错的村民，村干部却只能以空头支票，甚至欺骗的方式回馈；而所谓的吓，也影响了与部分村民的私人关系。总之，哄骗吓的治理方式是对原本稀薄的关系资源的进一步消耗，反而会引起群众对村干部治理的不满，影响干群关系的良性发展。

最后，主体性建立的不可持续。

X村的普通群众并不认为公共环境卫生是自己的事情，只有给钱才扫地，缺乏“人人参与、户户参与”的主体性。

村干部也没有积极性。环境卫生整治对村集体来讲不仅是经济负担，而且哄骗吓的方式让村干部出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因此往往是乡镇推一下，村干部动一下。村主任翟某就直言：“乡镇给钱我才‘动一下’，要作为就给我钱，要不就不作为。我每次见到乡镇领导就要钱，乡镇领导也说让你干活你总要钱。”

总之，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在治理资金、治理方式、主体性建立上都陷入了“长效机制的缺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