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同朝廷的权力冲突固然是一大问题，但是封建制也有优点。刘邦坚持实行分封有借鉴历史和现实考虑两大因素。秦朝实行彻底的帝制，朝廷的一元化统治直达郡县，在灭亡过程中暴露出缺乏地方拱卫中央的力量的问题。这是刘邦从秦朝灭亡中汲取的历史教训。在现实考虑方面，刘邦晚年感觉到吕后政治势力的强大，思考着中央集权帝制在朝廷出了问题时如何补救，如果有可靠的地方诸侯存在，就既能拱卫朝廷，也能对中枢变乱形成有力的制约。这些思考都非常现实，非常重要。刘邦逝世之后，吕后专权，差一点倾覆了刘氏政权，最后依靠诸侯王响应朝廷中拥刘派大臣，在吕后死后镇压诸吕而安定了汉朝，可以算作拱卫朝廷的成功例证。此事件也强化了文帝、景帝时代对于分封刘氏的肯定。

中国古代的王朝一直都在讨论分封问题。东汉灭亡后，西晋汲取教训而恢复封建制，诸侯国拥有军队，结果酿成“八王之乱”；唐朝也多次讨论过分封问题；明朝实行分封，发生“靖难之役”，等等。所以，是否实行分封绝不能简单定性为统一与分裂的斗争，统治者都绞尽脑汁维护王朝统治，何以把分封定性为开历史倒车的分裂行为呢？随便扣帽子，理性的思考就被粗暴地扼杀了。

这里不妨来看看陈豨叛乱是如何形成的。陈豨的经历不详，汉初平臧荼和韩王信，他追随刘邦立下功劳，被封为列侯，以赵相国身份督统赵、代两国边防部队。出人头地的陈豨回乡省亲的时候，有许多宾客随从，车乘千余，旅舍皆满。陈豨待客谦和，恭敬有礼。赵相国周昌把这情况向刘邦汇报，并说陈豨在外带兵多年，恐怕有异图。于是刘邦开始追查陈豨宾客非法敛财等案子，大多牵连到陈豨，让陈豨很害怕，便和韩王信旧部暗中联络，伺机而动。不久刘邦的父亲去世，召陈豨入朝参加丧事，陈豨不敢前来，遂起兵造反。

从事件的经过来看，陈豨原来是刘邦信任的将军，引起怀疑是因为喜爱搞排场，出入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至于统兵多年会有异志则属于过度联想。从平定韩王信算起，陈豨统兵也就三年左右，真实原因还是皇帝对于统兵在外的将领颇有猜忌，燕王卢绾不也是如此吗？从忠臣到叛将往往在皇帝一念之间，一旦心里起疑便传召入京，因为有诈捕韩信的前车之鉴，受怀疑之人莫敢应召，只好铤而走险，称兵作乱。

从战国末到汉初仅二十年左右，这一代人其实都经历过战国时代，目睹过封建诸侯的存在状态。封建制下，诸侯与周朝之间的权力和义务有规定，诸侯王在自己的国度享受相当充分的自主权限。所以在汉初诸侯王心目中，自以为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享有较大的自主性。就陈豨宾客填巷这一条而言，在战国时代恐怕不足为奇，更构不成谋反，结果却招来杀身之祸，根本原因是刘邦没有按照封建诸侯对待他们，只是给了他们空头名义，实际上完全当作郡县官吏看待。郡县官吏属于朝廷官员，当然不可以要求自主独立性，而养客拥众更是违犯规矩。区分清楚封建诸侯与郡县官吏的权限差异，则汉初异姓王谋反的事件便可豁然明朗。一言以蔽之，汉初有分封之名，却无分封之实。异姓王的某些举动，在封建制下是正当的，但若以郡县官吏的纪律绳之，则可视为叛逆。

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

整部中国古代历史证明，在帝制条件下，分封诸侯让他们拥有武装力量来拱卫中央朝廷，但除了个别成功的事例外，基本都失败了。历史一再证明，企图杂糅帝制与封建制，此路不通。其根本问题首先出在朝廷靠武力定天下，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实力基础上，造成有实力者敢于觊觎大位的现实；其次是获取权力的规则没有深入人心而得到切实遵守；第三是朝廷与诸侯之间的权力和义务的界限不清，遂演变为此消彼长的博弈。就西周的经验来看，对各方权力进行制度、法律的规定和制约，并且形成深入人心的合法性观念等文化力量，才有可能实现朝廷集权下的地方分层权力结构，令国家长治久安。

封建制通过分层权力结构、地方自主管理来贯彻国家权力，中央朝廷通过诸侯国之间相互的权力制约与平衡而稳固；帝制则建构一元化的权力金字塔来整齐划一地贯彻国家统治。由此可以看清封建制同帝制属于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和两种政治逻辑。帝制下的封建制一方面要诸侯完全听命于朝廷，取消了分层权力结构，另一方面要诸侯拥有实力在朝廷危难时挺身挽救，即希望在特定时刻复活分层权力结构，这种割裂事物整体过程、支离破碎毫无逻辑的思维方法，完全是实用主义者的想入非非。然而，“既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维方式，在历代统治者中反复出现，暴露出缺乏整体性历史认识和系统性理论思辨的巨大缺陷。

那么，帝制条件下的分封意义何在？如果分封不仅仅是养育寄生性特权阶层，那么其积极意义在于因地制宜地管理各个地方。中国疆域辽阔，各地自然形态、风俗民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用一种模式进行治理完全行不通，只能放手让各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水平进行管理，调动各地的积极性，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形成多样化的局面，这就需要给地方较大的自主权。帝制下的封建制同西周封建制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分封诸侯应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于朝廷，不具有政治独立性，也不拥有军队，而朝廷则应该给予他们较大的社会管理的自治权力，把双方的权力和义务用法律和制度进行严格的规范，并建立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如此则可以避免无端的政治猜忌，防止陈豨悲剧的重演。从中外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来看，加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发挥地方自治的优势，找到合理的平衡，不断优化，为普遍遵循的路径。在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内，可以最大限度吸收封建制的长处，却不可能恢复封建制。

据此可知，秦末大起义对于帝制的彻底否定和恢复封建制的努力，与社会发展的进程存在重要的冲突，故先后失败了，汉朝不得不对封建制进行重大调整，乃至其名存实亡。封建制的某些优点一直吸引着历代统治者，所以被反复提起甚至实行。他们认识到完善的地方自治对于集权体制的中央朝廷颇有裨益，可以防止中枢权力“脱轨”而肆意扩张泛滥；地方还可以通过合理的制约而具有一定程度的纠错功能，有助于最高权力不被篡夺，以及万一被篡夺后进行匡正。但是由于皇帝不想本人的权力受到制约，因此朝廷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很难达成，遑论法律与制度的规定。权力自身的逻辑是无限扩张，再好的处方良药也只能在清醒时试试，甚至只停留于空谈，最终往往被废弃。在中国古代始终没有真正探索出帝制下朝廷与地方权力合理分割与平衡的佳径，建构起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个中原因值得认真探讨。

韩昇 著：《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