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方面的变化组合在一起，造成战国后期战争形态的质变，构成了武力统一中国的现实可能性，以及统一后有效行使统治权的有力保障。

秦朝以后，形势的演变显现得更加清楚，短短十几年间接二连三发生统一全国的战争，表明统一中国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了，而变成了必须达到的目标。具备此种能力，且以之为强烈的政治意志，以前割地自保、共尊天子的封建制便难以实行了。所以，刘邦对于韩信和各异姓王的戒心具有合理性。

前述娄敬劝谏刘邦定都长安，指出刘邦夺天下与周不同，靠的是武力征服而不是积德于世，亦即诸侯国共尊王朝天子的政治道义和伦理道德都不存在了。统治者既然无恩于诸侯、无德于社会，那么对其尊崇与忠诚的情感基础也就消失了，剩下的实质上只有政治服从而已，那么对于推翻中央王朝的政治道义、伦理道德乃至诸侯国联盟等制约就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权力的法则了。能力与道义制约这两大维系西周封建制的支柱都倒了，恢复西周封建制只能是号召起义和争取民众的画饼。一旦成功了，统治者就变得现实，他们会亲自粉碎自己许下的承诺，回归现实利益关系的法则。刘邦平定异姓诸侯王与汉朝后来不断削藩，表现的正是王朝从造反到建政的成熟。

秦末大起义示意图， 据《地图上的中国史》

王朝道德权威的缺失，诸侯国具有征战全国的战争能力，以及不存在制约反叛的国家联盟机制，三者皆备，所以在帝制前提下实行西周封建制是完全不可行的。中央王朝和地方诸侯处于强弱消长的博弈关系中，汉武帝时代的谋臣主父偃对此看得很清楚，故主张削弱诸侯的地盘和实力，实行著名的“推恩令”。

其实从汉朝建立当初，刘邦就不断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异姓诸侯，在生前将他们全部铲除。根据《史记》相关记载，这七位异姓诸侯王的叛乱，可以说都是刘邦强加的罪名。韩信是因为有人上书告发他企图谋反而被捉拿，后来被吕后以勾结陈豨谋反的罪名夷灭三族；彭越是称病不参加刘邦平定陈豨的作战而受苛责，无缘辩白，又被部下告发，由刘邦的特使逮捕，后遭诬告而族诛；英布是拿到刘邦将彭越煮成的肉糜，十分恐惧，再遭属下诬告而造反，兵败身死；韩王信抵御匈奴时，被怀疑通敌而投降匈奴。

卢绾谋反的事例最能看出真相。他与刘邦同乡里，父辈为至交，同日而生，一起读书玩耍，相伴成长，同甘共苦，亲密无间。卢绾为刘邦起义元从，可以出入卧内，屡立军功。汉朝建立后，卢绾参与平定燕王臧荼之役，被封为燕王，可以说是刘邦亲密无间的心腹。后来担心刘邦铲除异姓王而自己地位不保，遂宽纵陈豨、借重匈奴。陈豨被镇压后，其部将交代卢绾与陈豨的往来，卢绾被认定谋反。卢绾带家人与部下逃往长城边外，打算等刘邦大病痊愈后回来辩明自己不曾谋反，不料刘邦很快去世，他只好投降匈奴，抑郁而卒。

以上异姓王谋反事件，都是由朝廷发动的，显示刘邦欲在有生之年借中央强大之势铲除异姓诸侯的政治意图。这是他看到诸侯王势力坐大后推翻汉王朝的现实可能性而做出的政治决断，反映出来的是帝制与封建制的结构性矛盾，不应仅从诛杀功臣的情感角度做评价。

从诸侯国的角度如何看待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呢？

最早认识到诸侯国居于劣势只能相互依存的政治人物是齐国谋士蒯通，在韩信拿下齐国后，他力劝韩信拥兵自立，以成三足鼎立之势。他分析认为，帝制下君主对于部属具有生杀废立的能力，臣下想获得安全必须依靠相交之结义和君臣之忠信，亦即封建时代的社会道义这类具有相当私人性质的道德感情。道义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于能够唤起众人的共鸣而群起捍卫之，遂演变成有效的制约。

在众人具有独立的私有经济的基础上，规则与道义才会得到高度重视。在专制帝国内人民的生存高度依赖国家，封建社会的道义基础已经被严重瓦解，不讲道义和规则的强权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必定肆意横行。这时候韩信信任刘邦会善待他的私谊和忠诚只是一厢情愿，极其虚弱无力，完全抵不过“功高震主”的威胁。

韩信席卷半个中国，展现出“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世出者”的超凡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已经对垄断性的君主权力构成巨大的潜在威胁，不是任何私谊或者忠诚能够消解的。人的情感会随着社会存在条件发生变化，君王会变，臣下也会变，现实中闻名当世的张耳、陈余的“刎颈之交”不是变成生死相搏了吗？忠诚无二的文种不也被越王勾践残杀了吗？所以，不要企图用情感去平衡权力。

私谊和道义用以保证规则得到遵守，充满着变数，而主宰权力运作的利益则践踏规则追求无限扩张，它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洞彻了这一点的蒯通认为，帝制下诸侯最安全可靠的保证是相互间的势力平衡，趁项羽、刘邦和韩信彼此实力相当之时，三分天下，哪一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大家都能获得安全。蒯通对付超强帝制的办法就是诸侯国相互借重，平衡朝廷的力量。这个思路影响久远。

广武涧上的霸王城　艾绍强摄

汉初诸侯国都面临巨大的险境，朝廷要找茬铲除异姓王，他们该怎么办？这不是通过反复向刘邦表示忠诚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刘邦削藩有权力的理性，诸侯王应对之策只有势力平衡。但汉初异姓诸侯王不具备这种能力，一是因为刘邦铲除异姓王的动作来得迅速果断；出乎他们的意料；二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结成联盟的紧密关系。

最重要的三大将领中，彭越是刘邦起义之初的战友，英布是从项羽阵营策反而来者，韩信一直在河北作战，他们三人天各一方，独立作战，不曾有过从属关系，没有多少接触，难以结成平衡朝廷的呼应关系，最多只是惺惺相惜、兔死狐悲。原楚国令尹道出英布反叛的原因：“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随着消灭异姓王的进程，诸侯中有人悟出了借力制衡的道理。卢绾是刘邦的心腹，追随其左右，看懂了权力的运作。

汉初平定燕王臧荼后，他被封为燕王。陈豨叛乱，卢绾竭尽全力参战镇压。陈豨派遣使者向匈奴求援，卢绾也派遣张胜争取匈奴。张胜在匈奴处遇到原燕王臧荼的儿子臧衍，臧衍劝说张胜道：“燕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诸侯叛乱，战火不熄。你们如此急迫地要消灭陈豨，陈豨败后便轮到你们被收拾了。所以，不如放过陈豨，联合匈奴，燕国可以长久称王。”张胜颇以为然，私下劝匈奴帮助陈豨攻击燕国。卢绾怀疑张胜勾结匈奴，上请朝廷族诛张胜。张胜回来后对卢绾讲明个中利害关系，卢绾醒悟过来，再上书为张胜开脱，派遣范齐到陈豨处暗通款曲，企图借重匈奴与陈豨来保持自己的诸侯地位。卢绾并非要投降匈奴，或者支持陈豨叛乱，他根本上是忠诚于刘邦的。可是被封为燕王之后，他有了自己的利益，刘邦诛灭异姓王的举动让大家看到诸侯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自己又无力同朝廷抗争，便有了借重敌人平衡朝廷以自保的策略，这与前述蒯通的思路相同。由此可知，帝制的集权与封建的分权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不是个人谋反这么简单。

汉中古栈道　艾绍强摄

刘邦似乎没有看透帝制与封建制的结构性矛盾，简单以为是非骨肉宗亲所致，故以刘氏宗亲取代异姓王，便可无虞。他生前完成了从异姓王到刘氏王天下的置换。然而朝廷与诸侯的矛盾变得更加棘手。因为是宗亲，故诸侯王之间感情亲近，联系频繁，同病相怜，面对来自朝廷的压迫很容易结成一团，景帝时代的“吴楚七国之乱”即是明证。所以，景帝以后，朝廷更加果断有力地削藩，到武帝时实行了“推恩令”，诸侯王或废或罚，惶惶不可终日，基本上成为荣爵恩养的寄生集团，在国家政治运作中变得无足轻重。